2019德勤千禧一代年度調研報告：被顛覆的一代

主要發現：

? 經濟和社會/政治樂觀情緒降至新低。受訪者對大眾媒體等傳統社會機構極度缺乏信心，且對社會進步持悲觀態度。

? 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幻滅感較強。他們對于自己的生活、經濟狀況、工作、政府和企業領導、社交媒體或自身數據被利用的方式都并不特別滿意。

? 千禧一代注重體驗。相比組建家庭或創業，他們更喜歡旅行和參加社會公益。

? 千禧一代對企業的動機持懷疑態度。受訪者對企業領導的社會影響、改善世界的承諾以及可信賴度并未給予較高的評價。

? 他們的消費行為與自身理念保持一致。千禧一代和Z世代普遍青睞與他們的價值理念一致的企業。許多受訪者表示，若發現企業的業務活動、價值理念或政治傾向與自身理念存在分歧，他們會立刻減少或終止與該等企業的聯系。

報告摘要：

被顛覆的一代

為何不信任感在年輕一代中大肆蔓延，卻樂觀情緒卻蹤跡難覓?這可能與他們長期身處不穩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環境有關。

人生愿景的演變

每一代人都會受到周遭環境的影響，千禧一代也不例外。和上幾代人相比，他們的進取之心并不遜色: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希望獲取高收入并變得富有。但他們人生的優先次序發生了變化，或者至少因為經濟或其他限制因素往后推延。生育子女和購置房產等傳統成人世界中的“成功標準”已不是他們最希望達成的愿望。

環游世界是千禧一代最希望實現的愿望(57%)，另有近半數的受訪者希望能夠購置房產(49%)。相比生育子女和組建家庭(39%)，千禧一代更傾向于為社區/社會帶來積極影響( 4 6 % )。4有趣的是，女性( 6 2 % )比男性( 5 1 % )更加希望環游世界。

獲取高收入并變得富有在所有愿望中排名第二(52%)。但在談到愿望的可實現性時，這一選項的排名降至最末。60%的受訪者認為有可能實現這一愿望?？傮w來看，千禧一代認為他們的愿望均有實現的可能性。希望實現晉升的受訪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認為自己有望達成這一目標。希望環游世界的受訪者中，有十分之七的人認為自己有可能實現這一愿望。希望購置房產的受訪者中，有四分之三的人相信他們能夠實現這一愿望。希望組建家庭的受訪者中，有83%的人認為實現這一愿望沒有什么困難。

對世界的看法

我們每年都會了解千禧一代最關心的全球社會問題，從而分析他們的心理變化。今年，我們發現千禧一代的樂觀情緒明顯下降，且對宏觀經濟和日常生活都表現出了各種各樣的擔憂。

受訪者最擔心的20類社會問題中，氣候變化/環境保護/自然災害遠遠領先于其他類別，高居首位。29%的受訪者對該類問題感到擔憂，比排在第二位的收入不平等/財富分配高出七個百分點。

對經濟前景持悲觀預期

千禧一代的經濟前景信心在我們所研究的六年期間跌至最低。僅26%的受訪者認為所在國家的經濟狀況會在未來一年出現好轉。5這一數據從未跌破40%，過去兩年一直保持在45%的水平。

歷年數據顯示，新興國家的經濟信心指數往往高于成熟市場。然而，即便是前景最為樂觀的市場，其經濟信心指數也出現了明顯下降。37%的發展中國家千禧一代認為經濟狀況會在未來12個月出現好轉，這一數據在兩年間下降了20%。發達國家的這一比例僅為20%，低于去年的37%。

從個人情況來看，略超過半數的千禧一代認為個人經濟狀況會惡化或保持不變，另有43% 的受訪者認為未來一年自身經濟狀況會有所改善。部分受訪者認為即使是升職或跳槽，也無法很好地緩解經濟壓力，體現了千禧一代在經濟衰退之后的掙扎和困境。

社會/政治環境惡化;傳統信任體系遭到質疑

千禧一代對社會/政治環境的樂觀情緒持續下降。今年僅有不到四分之一(24%)的受訪者認為所在國家的情況會在未來一年得到改善，這一比例低于去年的33%。新興市場(30%，下降九個百分點)和成熟市場(19%，下降八個百分點)所呈現的趨勢基本相同。

與此前的調研結果一樣，千禧一代對政治和宗教領袖的評價并不高。近四分之三(73%) 的受訪者認為政治領袖并未對世界帶來積極影響，對宗教領袖持相同態度的受訪者占比為三分之二。約45%的千禧一代認為政治或宗教領袖所傳達的信息通常有失準確性和可靠性。

受訪者對傳統媒體的看法尤其值得注意。超過十分之四(43%)的受訪者認為大眾媒體正對世界產生不良影響，27%的受訪者不會將媒體視作準確、可靠信息的來源(53%的受訪者表示對媒體有一定程度的信任)。

在消息的可靠性方面，受訪者對傳統媒體的信任度略高于社交媒體平臺。但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如果千禧一代連傳播事實的機構都不信任，那他們應該信任誰呢?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機構的領導在社會影響和可靠消息來源方面的排名最高，但他們卻沒有傳播信息的職責。對信息傳播機構的不信任只會加深千禧一代的混亂感和不確定感。

社會發展存在缺陷

關于社會發展的問題，有三分之二的千禧一代認為，對于部分群體來說，由于受背景因素影響，無論他們多么努力地學習或工作，他們都無法獲得公平的成功機會。但也有同等比例的受訪者認為，只要足夠投入，任何人都可能成功。他們相信社會流動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都是可能的，但部分群體的確會面臨更多阻礙。

在衡量的五類群體中，政府是千禧一代認為最有責任促進社會流動的力量。但他們同時也認為社會流動并不在政府重點關注的事項之列(見第9頁“政府未兌現的承諾”)。

千禧一代眼中的企業: 以謀取自身利益為主要目的

越來越多的千禧一代認為，企業只關注公司利益，而不考慮整體社會情況(77%的受訪者支持這一觀點)，同時認為企業只以賺錢為目的(64%的受訪者支持這一觀點)，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上述趨勢的產生。此外，千禧一代所重視的內容與他們心目中企業的經營目標之間存在長期的錯位，這也是導致上述趨勢的原因之一。

千禧一代普遍認為，企業應當以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36%)以及創造就業崗位(35%)為重點。但大部分受訪者(55%)認為企業主要以營利為目標，在改善員工生活狀況(33%的受訪者認為企業應當重視相關工作;16%的受訪者認為企業實現了這一目標)、推動社會進步(相應比例為32%和16%)以及改善和保護環境(相應比例為27%和12%)等方面的投入并不充分。

上述調研結果也反映了企業領導者在千禧一代心目中的形象問題。僅有37%的千禧一代認為企業領導者會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8超過四分之一(26%)的受訪者對企業領導者所提供信息的可靠性和準確性持懷疑態度。對于企業

領導者是否致力推動社會進步(45%的受訪者認為企業領導者普遍做到了這一點)，以及其行為活動是否合乎道德(49%的受訪者認為企業領導者普遍做到了這一點)，受訪者之間也存在一定分歧。

顛覆與被顛覆

作為“被顛覆的一代”，千禧一代的行為和選擇也對企業和社會帶來深刻的顛覆性影響。購物減少或生育率降低等行為產生一定的消極影響。他們正以其他更積極的方式打破常規。

職場

49%的千禧一代表示，如果有選擇，他們將在未來兩年內辭去現職，這是我們所有相關調研中的最高比例。而在我們2017年的報告中，這一比例為38%。這并不是無聊的威脅:表示將在兩年內離職的受訪者中，有四分之一表示在過去24個月內有辭職行為。這對希望培養穩定員工隊伍的公司是一大挑戰。

計劃在短時間內離職或者已經離職的原因并不足為奇。其中，對薪酬不滿意、晉升空間和職業發展機遇不足排名前列。令人意外的是，缺乏多樣性和包容性在員工計劃離職的原因中排名最低，而去年的調研結果顯示多樣性是維持員工忠誠度的關鍵。這有助于了解企業應擁有哪些特點，才能吸引千禧一代并促使他們希望加入或者繼續留下，但缺乏這些特點未必就會導致他們離職。舉例而言，在考慮是否加入某企業時，絕大多數千禧一代表示他們“非常”或者“相當”看重性別、種族、年齡以及企業員工的基本背景情況。

好的一面是，希望繼續為現任雇主工作五年或更長時間的千禧一代比例與去年持平，達到28%。打算繼續留任的受訪者和表示其企業在財務業績、社區影響力、人才培養、多樣性和包容性方面表現優異的受訪者之間存在密切聯系。這可能就是為什么許多通常重點關注盈利的企業目前正致力于采用新的思維方式，以契合年輕一代的追求理念。德勤《2019年全球人力資本趨勢》報告顯示，44%的受訪企業和人力資源領導人表示社會企業問題對其所在企業的重要性高于三年前，56%預計其重要性在今后三年內還將繼續上升。

選擇零工經濟

千禧一代表示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從事自由職業或者合同制工作。整體而言，五分之四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愿意加入零工經濟。僅6%受訪千禧一代表示已經選擇了加入零工經濟而非全職工作，但50%表示會考慮，61%從事現職工作的同時會選擇零工任務。

考慮加入零工經濟的受訪者最常提及的目的是增加收入(58%)、能在自己希望的時間開展工作(41%)或者實現工作生活更好的平衡(37%)。但是，這三個方面存在的不穩定性同樣也是有人不愿意加入零工經濟的主要原因。無法確定的收入和工作時間是最大的阻礙因素(分別為39%和30%)，其次是無法制定計劃并規劃未來(27%)。

總體來看，近半數千禧一代認為零工從事人員的收入能夠達到全職員工的水平，而且他們的工作生活更為平衡。但51%表示不可預知性帶來較大壓力(他們未被問及全職工作存在的固有壓力有哪些)。

越來越多的企業提供彈性工作任務，并且刻意表現出某些特點以吸引考慮從事零工的人員，充分反映出千禧一代創造的顛覆性影響。

消費主義——行為和理念保持一致

年輕一代與前幾代不同，他們用不同的購物方式表達自身理念。所有消費者很容易受到廣告宣傳的影響，對較差的服務和產品感到失望。然而，千禧一代和Z世代會出于個人原因而與企業開始或者停止聯系，這些原因通常與該企業對社會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相關。

舉例而言，42%的受訪千禧一代表示他們已經開始或者加深了與企業之間的聯系，原因在于他們認為該企業的產品或服務對社會和/或環境帶來積極影響。此外，37%表示他們因為企業的道德行為而停止或減少了和該企業的聯系。相反，36%因為某家企業符合道德標準而開始/加深與該企業的聯系。

企業應當注意:2019年，一項德勤全球首席高管研究顯示，73%認為其所在企業過去一年調整或開發產品或服務以創造積極的社會影響。

與消費者相關的其他觀察結果:

• 他們會關注政治傾向。超過四分之一的受訪千禧一代表示他們因為某家企業在政治問題的立場而放棄該企業，29%是因為某位企業領導人的行為或言論。相反，極少數人表示會因為某企業的政見(17%)或者某位領導人的言行(21%)而被該企業吸引，這表明企業和領導人介入政治問題只會有害而無利。

• 他們厭倦了個人隱私被侵犯。約三分之一受訪者表示他們已經與某家企業停止或減少聯系，原因在于這家企業要求獲得大量個人數據。四分之一是因為企業未能保護其私人數據或者因為企業追蹤或定制用戶的購物和網絡行為。通過這些方式，千禧一代正試圖重新掌控自己的相關個人數據。

社交媒體:朋友還是敵人?

網站和社交應用軟件功能眾多，能夠讓人保持聯系、聯絡舊友、獲取信息。但同時他們也會被惡意用做恐嚇他人、鼓吹宣傳，甚至直播犯罪。因此，千禧一代和Z世代顯然對他們的數字設備和社交媒體又愛又恨。

被問及他們對數字設備和社交媒體的使用時，71%的千禧一代表示它們能夠產生相當或者非常積極的影響。但通過進一步研究這一數據，我們發現了更為復雜的情況:

? 近三分之二(64%)千禧一代表示，如果減少用在社交媒體上的時間，他們的身體會更健康，十分之六表示會讓他們更快樂。

? 55%表示社交媒體總體弊大于利。

? 44%表示一兩天不查看社交媒體會讓他們感到焦慮。

? 十分之四希望他們能夠徹底停用社交媒體。成熟市場中打算放棄社交媒體的人多于新興市場(44%與36%)。

千禧一代和Z世代情緒指數

本年度調研首先運用指標評估受訪者的情緒，簡要說明了千禧一代和Z世代認為這個世界以及他們所處的位置均會在未來一年內有所改善。

首次調研中，千禧一代39分，Z世代40分。普遍積極看好企業和環境導致分數上升。盡管過去幾年比例下降，但兩大群體中有55% 仍然認為企業對社會產生積極影響。兩個群體均有半數認為地球健康將會得到有效維護，相比之下，認為無效的受訪者比例不足30%。

我們發現，全球受訪者的基本觀點各有不同。從結果來看，新興國家更為樂觀，標準更高的發達國家期望值更低。這也許就是為什么挪威和芬蘭這兩個被普遍認為全球幸福度最高的國家得分最低，而尼日利亞等國家卻更期待美好未來(見圖12)。

這兩大代際中，美國的得分與平均值最為接近，可視作風向標。美國千禧一代40分，恰好是新興市場(48)和發達市場(32)的平均值。

結語:企業應對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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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來源：德勤）

編輯：沃巴查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