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新時代的底層邏輯系列之七：石油危機加速全球秩序裂變

石油危機加速全球秩序裂變

地緣在我們的研究框架中是重要但難以研究的領域。近期美以伊地緣沖突是市場的核心主題， 拋開短期的跌宕起伏，由此引發的全球秩序重構加速，以及諸多不可逆的趨勢更值得思考。

幾次石油危機都曾引發全球秩序重構

以史為鑒，歷史上曾多次發生中東地緣沖突，其中以三次石油危機最為突出，分別在 1970 年代兩次、1990 年代一次。從底層邏輯上看，三次危機均非單純油價波動，而是全球秩序 脆弱性在中東地區和能源領域的集中體現，是一次次圍繞全球權力結構、貨幣秩序、產業 體系與宏觀范式的深刻重構。我們首先回顧過往幾次石油危機下的秩序變革。

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1974）：產油國議價權上升，石油美元循環加速鞏固

第一次石油危機起源于 1973 年 10 月第四次中東戰爭。埃及、敘利亞為收復失地對陣以色 列，美國迅速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隨后，以沙特為首的阿拉伯產油國啟動“石油武器”， 一方面對美國等支持以色列國家實施禁運，另一方面同步減產、提價，推動供給收縮與價 格上行共振。1974 年 3 月，禁運正式解除。油價全程接近四倍上漲。 沖突表層矛盾是阿以沖突與美國的軍事干預，但背后有如下幾方面深層宏觀邏輯： 一是，產油國爭奪資源定價權是核心主線。危機前，國際石油市場長期由“七姐妹”主導，產 油國在價格與分配中的話語權偏弱；1971 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美元大幅貶值，以美元 計價的石油收入實際購買力被侵蝕，強化了產油國借由地緣沖突提價與重構分配格局的訴求。 二是，美國的戰略需求的同步推進。美國支援以色列并非單純軍事選擇，背后同時包含冷 戰制衡、中東控制、能源安全以及國內政治等多重考量。更重要的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 瓦解、美元信用失去黃金錨定后，美國借危機后對海灣國家的安全承諾，推動原油繼續以 美元計價，并促使石油盈余回流美元資產體系，從而加快了石油美元循環的形成，對美元 國際地位構成重要支撐。 三是，全球流動性擴張的助推。危機前，糧食、金屬等大宗商品已普遍上漲，全球流動性 環境偏松，商品價格上行趨勢先于原油啟動。

從影響來看， 1）西方經濟體而言，危機推動全球進入滯脹階段。油價飆升明顯擠壓居民消費與企業投資 空間，歐美經濟普遍面臨增長放緩與通脹上行并存的局面，財政與貨幣政策同時陷入“控 通脹”與“穩增長”的兩難，傳統需求管理框架受到沖擊，1970~1980 年代的“大滯脹時 代”由此開啟。 2）對全球資金流向而言，危機本質上是一次全球財富再分配。大量財富由石油消費國轉向 產油國，隨后再通過國際銀行體系及美元資產配置回流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形成典型的“石 油美元回流”，財富平衡過程既緩解了美國外部失衡壓力，也進一步強化了美元霸權。 3）對國際秩序而言，產油國政治影響力顯著上升。資源國通過“供給武器化”抬升了自身 戰略地位，并在相當程度上打破了西方石油公司對定價權的長期主導。 4）制度層面而言，消費國開始系統性重建能源安全框架。危機推動主要消費國強化能源安 全框架，IEA 于 1974 年成立，美國隨后推進戰略石油儲備建設，能源儲備與消費國協調機 制開始制度化。

第二次石油危機（1978-1981）：供給沖擊疊加預期失錨倒逼制度化安排

第二次石油危機起于 1978 年底伊朗革命。罷工與政局動蕩沖擊伊朗石油生產，隨后兩伊戰 爭爆發，雙方石油設施與運輸通道再度受擾。盡管沙特等部分產油國一度增產以平抑油價， 但市場對供應中斷的擔憂迅速升溫，囤積與預防性補庫行為明顯增加，推動國際油價在 1979 至 1980 年間大幅上行，累計漲幅超過兩倍。

危機的表層是中東沖突，深層是第一次危機未出清矛盾的再度釋放，具體來看： 一是，海灣地緣格局重組，美國原有中東秩序安排遭到沖擊。伊朗革命不僅改變了其國內政 治結構，也重塑了其外交與能源政策取向，伊朗由親美盟友轉為反美政權，美國原先依靠“伊 朗+沙特”維持海灣秩序的“雙柱政策”基本瓦解。此后，海灣內部逐步分化為以沙特為代 表、強調供給穩定與秩序維持的溫和派，以及以伊朗為代表、帶有更強地緣擴張與意識形態 輸出訴求的激進派。美國則被迫進一步向沙特傾斜，以填補伊朗失控后留下的權力缺口。 二是，預期沖擊對價格的推動顯著大于實際供給缺口。與第一次石油危機相比，第二次危 機期間并非完全缺乏調節手段，部分產油國增產、庫存釋放及國際協調機制均已有所發揮， 但市場擔憂的已不僅是短期供給減少，更是中東秩序持續失穩、供應反復中斷以及既有應 急體系不足。由此引發的恐慌性補庫與預防性需求，推動油價出現明顯高于實際供給缺口 所對應水平的過度上漲。 三是，OPEC 核心成員借勢抬價、放大供給擾動。第一次危機后，OPEC 已從西方石油公 司手中奪回定價主導權。本輪危機中，部分成員國自 1978 年底起便借供應擾動預期提前提 價。后續盡管沙特為穩市場適度增產，但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亞等國限產惜售，客觀上 放大了供給缺口，OPEC 內部也在相當程度上默許成員國利用市場恐慌攫取更高石油收益。

從影響來看： 1）本次危機滯脹特征更頑固。危機爆發前，西方經濟體本就處于高通脹環境，工資—物價 螺旋進一步強化了能源價格向核心通脹的傳導；與此同時，增長在高成本、高利率及居民 實際收入受損的多重壓制下持續走弱。 2）主要經濟體政策框架轉向“以衰退換控通脹”。相較第一次危機后各國在穩增長與控通 脹之間反復搖擺，第二次危機后政策取向明顯更為堅決。美國在沃爾克上任后大幅收緊貨 幣條件，以高利率強行壓制通脹，代價則是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及金融市場大幅波動。 3）OPEC 內部分化，美國中東戰略再調整。在伊朗出局后，美國與沙特等溫和派產油國的 綁定進一步加深，通過安全承諾維持海灣供給穩定；與此同時，高油價背景下海灣石油收 入持續回流美元資產，石油美元循環進一步強化。 4）全球能源安全框架從被動應對轉向制度化建設。第二次危機進一步強化了各國對中東單 一依賴風險的認識，戰略石油儲備、IEA 協調機制、需求側節能降耗，以及北海、阿拉斯加、 墨西哥灣等非 OPEC 產能擴張，均在此后被系統性推進。

海灣石油危機（1990-1991）：短期供給中斷與風險溢價沖高，美國主導的安全秩序再確認

海灣石油危機起于 1990 年 8 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伊拉克一方面試圖通過吞并科威特油氣 資源，緩解兩伊戰爭后沉重的財政與債務壓力；另一方面也對科威特超配額生產、壓低油 價長期不滿。戰爭爆發后，伊拉克與科威特原油供應大面積中斷，市場迅速交易供給缺口， 推動國際油價在短時間內接近翻倍。此后，美國主導多國軍事介入，疊加沙特等國快速增 產、庫存釋放及運輸體系調整，油價較快回落，整體沖擊持續時間僅約兩個多月。

本輪沖突表層是中東沖突，但背后如下幾方面深層宏觀邏輯： 一是，中東權力失衡與石油利益矛盾的集中爆發。第二次石油危機后，中東產油國分化持 續加深。伊拉克具備較強軍事力量，傾向于通過高油價和擴大份額緩解財政壓力；而科威 特等海灣小國則“弱而富”，更依賴石油美元體系與外部安全安排來維持穩定。石油利益分 配矛盾、伊拉克債務壓力以及地區安全失衡相互交織，共同觸發本輪危機。其本質上是第 二次石油危機后中東秩序再平衡過程中的進一步深化。 二是，海灣危機是對能源安全制度的壓力測試。雖然此次油價沖擊持續時間較短，但供應 缺口并不低。與前兩次危機不同的是，美國與 IEA 體系已具備更成熟的應對工具，戰略石 油儲備釋放、沙特等溫和產油國增產，以及庫存與運輸體系的快速調整，共同壓縮了危機 持續時間，反映出能源安全制度已開始具備實戰緩沖能力。 三是，海灣地區的戰略地位在危機中被再次確認。本輪危機的應對模式已不再是單純市場 調節，而是“聯合國授權+美國軍事主導+盟友協同參與”的多邊干預框架。海灣作為全球 能源核心戰略區，其內部失衡與分化已不再只是地區問題，而需要全球層面的秩序維持與 安全投入。

從影響來看， 1）對宏觀影響偏短期滯脹，長期影響不大。相較 70 年代，兩次石油危機后主要經濟體的 抗風險能力已有明顯提升。OECD 經濟體石油消費占 GDP 比重已顯著下降，能源效率、儲 備體系與替代供給能力均有所增強，因此本輪油價沖擊雖在短期內推升通脹并壓制增長， 但并未演化為持續性滯脹。 2）政策應對更加靈活，未再觸發“以衰退換控通脹”的強緊縮式糾偏。各國對通脹沖擊的 應對更多體現為短期逆周期對沖與市場穩定，隨著油價較快回落，政策重心也較快轉向增 長、信用與需求修復。 3）美國借危機進一步確認了對中東安全秩序的主導權。不同于前兩次危機中更多體現為產 油國與消費國之間的博弈，本輪美國通過聯合國授權、多國聯盟軍事行動及后續海灣駐軍 安排，直接確立了其在海灣安全架構中的主導地位，中東石油供給也進一步嵌入美國軍事 存在、海上通道控制與盟友體系之中。 4）儲備、增產與國際協調機制的重要性進一步強化。海灣戰爭之后，更多國家開始建立石 油儲備義務、緊急需求管理機制及跨國協調安排，全球能源安全制度在危機應對中進一步 擴容和成熟。

過往石油危機的規律與啟示

綜合來看，石油危機從來不只是一次價格沖擊，而是一次圍繞全球權力結構、貨幣秩序、 產業體系與宏觀框架的同步重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第一，“石油危機”帶來全球權力和安全架構。 一是，貨幣秩序進入“美元霸權階段”。第一次石油危機推動石油美元體系形成，全球由此 進入“浮動匯率制+美元主導”的新金融秩序；第二、第三次危機中，美國亦借危機應對進 一步鞏固美元體系。 二是，國際關系權力實現再平衡。資源國通過“供給武器化”顯著提升戰略地位，海灣能源 產區由此成為全球地緣博弈的核心樞紐，其內部立場分化也逐漸成為潛在不穩定來源。與此 同時，美國在三次危機中持續借助安全承諾、聯盟體系及多邊授權機制強化其主導地位。 三是，全球對安全與發展的理解產生變化。各國更加重視能源安全，并逐步認識到單一市 場機制難以有效應對系統性風險。第一次危機后，IEA 等消費國協調機制建立；第二、第三 次危機則進一步驗證了儲備、協調與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第二，石油危機推動全球供應鏈多元化布局與產業分工格局重構，地緣政治風險被永久計 入全球分工體系。 一是，能源供給加速多元化，資源與庫存自主性顯著提升。各國加快引入俄羅斯、西非、 拉美等非中東貨源。雖然對中東依賴度有所下降，但其戰略重要性并未削弱。與此同時， 礦產等上游資源的安全屬性同步上升，俄羅斯、巴西、澳大利亞等資源型國家也借此強化 了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二是，制造業供應鏈布局趨于分散化。全球分工體系進一步納入了地緣等因素考慮，近岸 布局、友岸外包等模式逐步興起，墨西哥、加拿大、中東歐等區域分別承接了北美與歐洲 的配套需求。 三是，全球產業技術路線與分工格局加速重構。高油價迫使各國通過節能、工藝改造和產 業升級降低成本。日本、德國等資源約束較強的制造業國家，逐步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 至亞洲四小龍及中國大陸，國內則集中發展汽車、機械等資本密集型與節能型產業；美國 則加快退出部分傳統高耗能制造環節，轉向高附加值產業。 四是，全球推進能源轉型。各國積極發展核電、天然氣及可再生能源等替代方案。70 年代 石油危機后，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相繼推進核電規模化發展、能源效率提升及替代能源研發， 加速推進北海、阿拉斯加等非 OPEC 區域油氣勘探開發。2022 年歐洲能源危機亦推動歐 盟轉型，歐盟風光等清潔能源裝機與發電量快速提升，且快速完成 LNG 接收站、跨境管 網等儲運設施補短板。

第三，全球經濟運行、通脹與政策框架都發生了系統性轉變。 一是，進口國普遍面臨供給沖擊下的滯脹壓力。價格上行與預期失錨并存，傳統宏觀分析 框架受到明顯沖擊，菲利普斯曲線等經驗關系階段性失效。 二是，全球財富與國際支付能力在危機中重新分配。收入階段性由石油進口國轉向出口國， 但又通過石油美元回流機制重新回到美元體系內部。 三是，更強調反通脹約束的中央銀行框架逐步形成。歷史經驗表明，加息過于滯后會放大 通脹失控風險，而緊縮過于激進又可能引發深度衰退；財政政策則更多承擔民生托底、能 源保供與短期緩沖的角色。 四是，經濟沖擊的大小并不只取決于油價漲幅本身，更取決于沖擊持續時間、二次傳導強 度以及政策應對方式。相比 1973 年，1978 年危機之所以影響更深遠，并不只是因為油價 更高，更重要的是當時通脹螺旋更強、經濟基本面更脆弱、政策也轉向更劇烈。 此外，政策應對來看，1970 年代各國政府早期以各種形式的價格管控、需求管理（包括貨 幣緊縮）、甚至出口管控等應急措施為主，但一些出口管控措施較長時間后才淡出。中長期， 各國加大能源儲備、并推進能源轉型。2026 年 3 月 19 日華泰宏觀《70 年代石油危機的政 策應對有何啟示？》中進行了詳細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