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海外經濟專題報告：石油危機復盤與啟示，這次有什么不同？

中東亂局之源：當美國擺脫對中東石油的依賴

1.1. 戰爭、危機與油價變化

自 20 世紀“石油時代”開啟以來，石油便成為了世界經濟的命脈。而中東地區憑 借其巨大的資源稟賦，一躍成為全球權力角逐的核心，于是圍繞石油爭奪而引發 的各類中東地區的沖突也就隨之而來。 1930 年代以來，巴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地相繼發現巨量的石油資 源，中東地區的經濟地位也發生了根本性轉變，迅速從原先以旅游業為主的沙漠 國家，搖身一變成為了世界的主角。 然而石油不僅帶來了財富，更引來了帝國的覬覦。自此之后，中東地區就成為了 美國、歐洲列強、特別是英國、以及前蘇聯的戰略必爭之地。在隨后的近百年 間，帝國圍繞石油控制權的爭奪，在中東展開了激烈的地緣政治角逐，而這也是 百年來中東地區沖突頻發的深層誘因。 從五次中東戰爭、兩伊戰爭，到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及伊拉克戰爭，連綿不斷 的軍事沖突不僅深刻改變了地區版圖，更成為了重塑國際秩序的關鍵變量。每一 次動蕩都直接傳導至全球能源市場，引發油價的劇烈震蕩，進而對全球經濟產生 深遠影響。實際上，中東的石油史，就是一部現代地緣政治的沖突史。

如果關注歷次中東戰爭、石油危機與油價之間的關系，那么我們大致可以分為三 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在 2000 年之前，石油的供給端變化對于油價的影響更為顯著。在 20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全球石油市場呈現出“寡頭壟斷”特征，油價對供給端的 任何擾動都極為敏感；無論是早期的“石油七姐妹”還是后來的 OPEC，供給端的 決策權高度集中，使得油價對供給端的任何擾動都表現出極高的敏感性。 1、 例如第四次中東戰爭時期，阿拉伯產油國將石油作為地緣政治武器，對支持以 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嚴厲禁運。這一聯合行動導致全球供應每日銳減約 430 萬 桶，直接打破了市場的供需平衡，于是油價也從 3 美元/桶飆升至 12 美元/桶，漲幅高達 300%。這次危機不僅重塑了油價中樞，更標志著產油國開始通過控 制供給來直接干預全球政治經濟格局。 2、 再例如伊朗伊斯蘭革命與兩伊戰爭時期，伊朗作為當時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 國，其石油生產階段性癱瘓、導致全球供應每日減少 560 萬桶，油價在半年內 從約 14 美元/桶飆升至 40 美元/桶。這場危機不僅引發了第二次石油危機，更 推動各國建立戰略石油儲備，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供應中斷。 3、 隨后的海灣戰爭也是類似，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導致兩國產能瞬間中斷，油價 從 21 美元/桶升至 46 美元/桶。然而與 1970 年代不同的是，海灣戰爭時期，以 沙特為首的 OPEC 迅速增產填補缺口，再加上聯軍速勝，使得油價在數月內實 現回落。這表明，雖然供給沖擊仍是油價波動的核心驅動力，但 OPEC 的剩 余產能開始發揮“市場穩定器”的調節作用，市場對單一地緣沖突的承受力有 所增強。 總體上看，在 2000 之前，油價的每一次巨幅波動幾乎都由主要產油國的戰爭、革 命或禁運等供給端黑天鵝事件觸發，需求端相對被動。

第二階段是在 2000 年之后，全球石油市場的定價邏輯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單一 的供給主導轉向需求驅動。隨著中國入世并開啟快速工業化進程，新興市場的需 求出現了爆發式增長，而需求側的強勁增長也為油價提供了堅實的長期底部支 撐，即便在供給端未發生重大危機的背景下，油價也呈現出易漲難跌的態勢。在 這一階段，雖然供給沖擊——比如 2003 年伊拉克戰爭、2011 年利比亞內戰等等， 依然是油價階段性暴漲的導火索，但其影響力已無法與 2000 年之前的情形同日而 語。 更為關鍵的變量在于需求端的韌性，2008 年的次貸危機便是一次典型的“需求側 極端壓力測試”——（1）在危機初期，油價一度沖高至 145 美元/桶上方；（2） 但隨著金融危機不斷蔓延，全球經濟陷入衰退，需求端突然崩塌，導致油價在半 年內暴跌至 30 美元/桶附近；（3）即便是 OPEC 大幅減產收縮供給，油價依然維 持跌勢；（4）而當 2009 年全球需求逐漸回歸時，油價也出現了企穩回升，這一 現象證明了新興市場、特別是中國的需求增量，已成為油價的核心支撐。因此這 一階段，相較于 OPEC 的供給調控，需求側變化對油價的影響更為深遠，也標志 著石油市場正式進入了需求主導的新時代。

第三階段是從 2014 年至今，自美國頁巖油革命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以來，全球石油 市場正式告別了供給短缺時代，進入到一個由技術驅動供給爆發、需求增長邊際 放緩的“結構性過剩”時代。自此之后，油價也來到高波動、寬幅震蕩、但中長 期價格中樞不再顯著抬升的新階段。 頁巖油技術的成熟，特別是水力壓裂與水平鉆井技術的廣泛應用，使得美國原油 產量呈幾何級數增長。美國也因此完成了從全球最大石油進口國、到主要出口國 的歷史性轉變，徹底打破了 OPEC 對全球石油供給的壟斷格局。而這一轉變也直 接導致了全球供給的長期過剩，尤其是在 2014 年至 2016 年間，美國產量激增與 OPEC 為捍衛市場份額而拒絕減產的策略相互疊加，引發油價的斷崖式下跌，將市 場從緊平衡迅速推向了供過于求的境地。

與此同時，需求側也呈現出放緩的趨勢。盡管新興市場仍有增長，但受全球經濟 增速放緩、能源效率提升以及能源轉型等因素的共同影響，需求增長的動能已無 法與 2000-2014 年的黃金時代相提并論。地緣政治等外部沖擊雖然仍會引發短期的 價格脈沖，但也難以再推動油價中樞持續上行。 在此背景下，全球石油市場的權力結構演變為“OPEC+”與“美國”的雙頭博弈 格局：一方面是以沙特和俄羅斯為首的 OPEC+聯盟，試圖通過協調減產來維持價 格穩定與市場份額；另一方面是以市場為導向、對價格信號反應靈敏的美國頁巖 油產業，其“彈性生產機制”成為了懸在油價上方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這種 對峙使得油價的上漲空間始終受到美國頁巖油產能釋放的壓制，多數情況下，難 以重回百元時代；而下跌時又面臨 OPEC+的托底干預，從而形成了長期寬幅震蕩 的“新常態”。

1.2. 中東亂局因何起？

中東當前的動蕩局勢，與“美國能源地位的結構性轉變”存在較大關系。當美國 從“石油的主要進口國”轉變為“核心產油國”，這種轉變從根本上動搖了美國 中東政策的基石，使其從深度介入轉向戰略收縮，進而引發了地區權力結構的劇 烈失衡。 在美國對中東石油存在較強依賴的時代，美國的中東戰略核心就是確保能源安全 與石油美元體系的穩定，而為了維持這種穩定，美國構建了以“石油換安全”為 特征的盟友體系，通過向沙特等海灣國家提供軍事保護，換取石油供應的穩定及 石油收入的美元回流。在此過程中，美國不得不深度介入中東事務，甚至不惜親 自下場。盡管這種介入帶有“霸權”色彩，但在客觀上形成了一種由外部強權主 導的區域平衡，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地區大國間的全面沖突。

然而，隨著頁巖油革命推動美國實現了能源獨立，隨著中東在國際能源結構中的 重要性顯著下降，以及隨著美國不再像過去那么需要中東…美國的戰略重心便逐 漸向印太地區轉移，其對中東的介入意愿也隨之減弱。 隨著美國影響力的收縮，原本被壓制的地區矛盾集中爆發。以色列、伊朗、土耳 其、沙特、阿聯酋等地區強國，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周邊勢力，都試圖填補 美國留下的權力真空，爭奪地區主導權。這種多方博弈導致了代理人戰爭以及局 部沖突的頻繁出現。 事實上，當前的中東亂局并非美國主動“戰略進攻”所致，而是美國選擇“戰略 撤退”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從美國決定減少對中東依賴、實施戰略收縮的那一刻 起，舊有的地緣政治平衡便已瓦解，如今我們所看到的混亂與沖突，正是權力轉 移過程中必然經歷的事情。

事實上，當前全球原油市場的供給端呈現出“三足鼎立”的特征：美國憑借頁巖 油技術穩居全球第一大產油國寶座，占比約為 20.8%，沙特阿拉伯與俄羅斯分列第 二、三位，占比為 11.2%和 11.1%。從組織維度來看，OPEC 作為一個整體，其產 量占全球總供給的 33.85%，雖然仍掌握著重要的市場份額，但已無法像過去那樣 單方面主導全球供給。

1.3. 頁巖油革命與 OPEC+聯盟的出現

對于沙特等中東國家而言，美國頁巖油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帶來了 OPEC+ 聯盟的出現。 實際上，在頁巖油產量爆發之初，沙特曾試圖沿用傳統的市場份額戰略，即通過 大幅增產、打價格戰，來擠壓美國高成本的頁巖油產能。然而美國頁巖油展現了 驚人的技術迭代能力，成本迅速下降...因此這場博弈的結果是，OPEC 不僅未能遏 制頁巖油的崛起，反而因長期低油價而令自身陷入財政赤字的泥潭。這一慘痛教 訓使 OPEC 認識到：單憑海灣國家的產量調節，已無法覆蓋全球需求增量，更無 法對沖美國的供給沖擊，其單邊定價權實質性喪失。 與此同時，全球供給端的“去中心化”趨勢日益加劇。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 北海、地中海、北非等新興產油區相繼被發現并投產，進一步稀釋了 OPEC 的市場份額與影響力。在美國頁巖油與新興油田產能的雙重夾擊下，OPEC 最終放棄了 單打獨斗的策略，轉而尋求更廣泛的國際合作。 于是在 2016 年，OPEC+聯盟應運而生。為了重新奪回對油價的掌控力，OPEC 主 動拉攏以俄羅斯為首的非 OPEC 產油國、形成了 OPEC+聯盟，該聯盟大致控制全 球 40%-50%的原油產量，以此來對抗美國頁巖油產能。但對 OPEC 而言，其代價 就是話語權的下降，原本由利雅得“一言堂”主導的產量政策，必須向莫斯科讓 渡部分決策權。這種權力的分散與制衡，雖然增強了聯盟的體量，但也引入了新 的博弈變量。后文我們會提到，2020 年沙特與俄羅斯因減產分歧而爆發了價格 戰，導致油價一度跌至負值，這便是 OPEC+聯盟內部協調成本與利益沖突的極端 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