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宏觀專題報告：韓國經驗啟示錄，第二次人口轉型與低生育率陷阱

一、生育率的持續下行是難以逆轉的全球化趨勢

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育齡女性平均生育的子女 數，是國際上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標之一。通常情況下，總和生育率至少要達到 2.1 的世代更替水平，即一對夫妻平均至少要生育 2.1 個子女，才能保證人口規模不變。 1987 年，Van de Kaa 和 R. Lesthaeghe 等人口學家為解釋歐洲生育率為何普遍下降至世 代更替水平以下，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轉型”（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理論1。該理論從社會文化視角闡述了人口轉變背后的邏輯，其認為隨著個體主義的實現 和家庭觀念的轉變，婚姻與生育之間的關聯正不斷弱化，傳統的家庭功能被進一步瓦解， 進而導致總和生育率降低至世代更替水平以下。 然而，部分國家在總和生育率降至世代更替水平下方后，情況并未好轉，生育率甚至迭創 新低。針對這一現象，2005 年奧地利學者魯茨再次提出“低生育率陷阱理論”，其認為一 旦總和生育率降至 1.5 以下，那么扭轉生育率下行的趨勢將變得相當困難，韓國即是典型 的例證。

1.1 少子化已成為全球普遍趨勢，韓國低生育率問題尤為嚴重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全球生育率普遍下降，少子化已成為世界人口發展的重要趨勢，到 2021 年全球總和生育率已接近 2.1 的世代更替水平。隨著現代化和工業化的發展，少子 化迅速成為全球的整體趨勢。全球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4.89持續下降至2021年的2.27， 已接近世代更替水平。從主要經濟體來看，2021 年美國、歐盟、日本、韓國和中國的總 和生育率分別為 1.66、1.52、1.30、0.81 和 1.16。目前歐美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基本保持 在 1.3-1.7 這一區間，韓國、日本和中國等東亞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則在 0.8-1.3 左右，即便 是印象中人口基數龐大且增長較快的傳統生育大國印度，其總和生育率也在 2020 年下降 到了 2.05，首次低于 2.1 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較高的國家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 洲、西亞等地區。

盡管少子化已成為全球化的普遍趨勢，但不同國家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存在差異，其中韓國 的低生育問題最為嚴重。2022 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降至 0.78，這意味著韓國育齡婦女平 均生育的子女數已不足 0.8 個。迄今為止，韓國已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2022 年 出生率僅有 4.9‰，中國、日本和美國的出生率分別為 6.8‰、6.2‰和 10.9‰。與此同時， 韓國女性的生育年齡也日漸推遲，2022 年韓國平均生育年齡為 33.5 歲，結婚率也降至 3.7‰，而 2000 年韓國的結婚率為 7‰。隨著少子化問題的日趨嚴重，到 2020 年韓國已 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盡管韓國政府出臺各項鼓勵生育的政策，但韓國的人口危機依舊沒 有緩和的跡象。

1.2 全球少子化的共性原因：從“人口轉變”到“第二次人口轉型”

全球的少子化問題由來已久，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嬰兒死亡率下降和節育措施的推廣共同驅動生育率回落。Notestein（1945） 率先提出了“人口轉變”（demographic transaction）的概念2，即在嬰兒死亡率下降后，出生率將在一段時間內保持慣性，進而人口增速提升；隨后，死亡率的下降將觸發出生率 持續穩定回落。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高出生率將降低私有儲蓄和投資率，進而導致人均實 際收入下降，抑制家庭的生育意愿3。此外，隨著節育措施的推廣，育齡婦女傾向于延長 生育時間間隔，這也導致了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當前非洲國家的生育率變化仍處于這一階 段，即育齡婦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數迅速從過去的 6-7 下降到 3-4。

第二階段：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家庭財富的流動方向發生逆轉，生育行為由“投資”轉變 為“消費”。 根據人口學家考德威爾（John Charles Caldwell）的財富流理論（wealth flow theory）4， 在傳統的家庭生產方式下，兒童從幼年就參與家庭經濟活動，并為父母提供養老保障，財 富整體上是從子輩流向父輩。以尼日爾為例，該國工業基礎薄弱，80%以上民眾從事農業， 生產方式以小農經濟為主，財富流向已然是從子輩流向父輩，因此尼日爾也是世界上總和 生育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生產方式由原本的家庭化轉變為社會化，父輩逐漸失去對子女經濟收 益和消費的控制，養育子女成本提升。此外，隨著保險制度的推行，家庭養老支撐作用減 弱。生育行為不僅不會為父輩帶來凈財富收益，反而會形成經濟負擔。經過理性的判斷后， 父輩將減少生育子女的數量。

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勞動參與率的提升也使得生育的機會成本明顯增加，家庭傾向于減少孩 子的數量并提高孩子的“質量”。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教育的性別差距顯著縮小， 全球女性預期受教育年份由 1970 年的 6.7 年提升至 2020 年的 12.5 年，與男性的預期受 教育年份相等。與此同時，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也迅速增加，這造成生育的機會成本明顯增 加。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的新家庭經濟學理論認為，生育機 會成本的提升將使得孩子成為具有較大需求價格彈性的“耐用消費品”，家庭會傾向于減 少孩子的數量并且提高孩子的“質量”，從而達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5。在此階段，總和生 育率將向 2.1 的世代更替水平回歸。

第三階段：觀念的改變推動了婚姻家庭制度的變革，最終引起生育率持續走低。 經典人口轉變指的是人口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變化的過程，迄今 為止，全球多數國家已完成這一轉變。根據經典人口轉變理論，生育率下降到世代更替水 平時就會維持相對穩定的狀態，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維持大致相等的狀態，人口規模 基本保持不變。然而，這一理論卻并不能解釋為何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總和生育率在達到世 代更迭水平后仍然持續下降，最終保持在 1.3-1.7 左右的水平。 Van de Kaa 和 R. Lesthaeghe 等（1987）提出“第二次人口轉型”（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認為傳統家庭功能的瓦解是歐洲國家的生育率持續低迷的重要 原因。具體而言，隨著個體主義的發展和家庭觀念的轉變，現行的婚姻制度受到較大沖擊， 婚姻與生育之間的關聯正不斷弱化，進而總和生育率持續下行，最終低于世代更替水平。

二、少子化趨勢下，為何韓國生育率全球墊底？

上述原因能夠較為合理地解釋為何少子化已成為全球性趨勢，但依然無法充分說明韓國生 育率下降到 0.8 以下超低水平的真實原因。而且，近年來，全球唯有東亞經濟體普遍陷入 了“超少子化”困境，飽受“低生育率陷阱”魔咒的困擾，一度也成為宏觀經濟研究和社 會政策領域關注的熱點議題。

東亞經濟體“壓縮式”工業化發展模式下，生存優先級高于生育

近幾十年來，東亞國家普遍通過“壓縮式”工業化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壓縮式”工 業化的概念最早由聯合國開發署環境專家 D.O.CONNER 提出，指的是發展中國家僅花費 數十年，就完成了早期發達國家經歷幾個世紀才實現的工業化進程。“壓縮式”工業化不 僅意味著經濟高速增長，同時國家的產業結構也會發生急劇轉變。這一層面的轉變得益于 “后發優勢”，但與東亞傳統的文化理念和婚姻家庭觀念造成了沖突。 二戰以后，韓國、日本和中國等東亞國家均出現“壓縮式”工業化的現象。韓國 1962 年 宣布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標志著韓國工業化的正式起步。當時韓國工業部門產值占 GDP 比重僅有 19.2%，到 1990 年已迅速上升至 40.2%，農業部門產值占比則由 39.4% 下降至 8.4%。

東亞國家“壓縮式”工業化與傳統文化、價值觀相適應需要時間，在“壓縮式”工業化的 尾聲往往伴隨著“低生育率陷阱”。以韓國為例，“壓縮式”工業化發展進程共經歷了三個 階段。 第一階段：“壓縮式”工業化發展期。20 世紀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末，韓國的產業結構經 歷了“農業主導——輕工業主導——重工業主導”的歷程，可以說基本實現了工業化的目 標。當時韓國人均 GDP 增速保持較高水平，女性勞動參與率也明顯提高。隨之而來的是 生育觀念的變化，如前文所述，工業化的進程將使得家庭的財富流向逆轉，進而抑制生育 行為。在此期間，韓國總和生育率由 20 世紀 60 年代初的 6.0 左右下降至 2.8，但仍高于 世代更替水平。

第二階段：“壓縮式”工業化成熟期。20 世紀 80 年代，全斗煥政府提出“科技立國”戰 略，韓國的工業化進程由過去追求“量”的增長轉向“質”的提升，重點發展產業由資本 密集型轉為知識密集型。一方面，韓國政府要求紡織、水泥、石化、鋼鐵、家電、汽車等 傳統行業進行產業升級，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另一方面，韓國政府通過出臺產業規劃和 支持政策，扶持機械、電子、精細化工、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高技術產業發展。產業升 級催化了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韓國高等教育入學率迅速上升，校外培訓也發展為龐大 的產業，造成養育子女的成本明顯提高。在此期間，韓國的總和生育率進一步下降，到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僅有 1.54，已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尚未落入“低生育率陷阱”。

第三階段：“壓縮式”工業化末期。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對韓國出口導向型經濟造成嚴重 沖擊，經濟增速中樞明顯下行。此時韓國“壓縮式”工業化進程已進入尾聲，在尋找經濟 增長新動能的徘徊之時，社會發展趨于停滯，急劇壓縮的工業化進程中積累的問題就會逐 漸釋放。1998 年韓國總和生育率首次跌破 1.5 的警戒線，到 2022 年韓國 0.78 的總和生 育率已在全球“墊底”。 從東亞傳統文化的角度看，組建家庭和養育子女可謂是“人生大事”，但隨著工業化進程 的推進，居民的價值觀也有轉向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質和精神需求。當經濟增速放緩，但養育成本卻居高不下，生育后代與降低生活質量劃上等號，對固有的家庭和生育觀念產生強 烈沖擊。由于工業化進程的時間被壓縮至數十年，使得文化和觀念轉變能夠緩沖的世代顯 著減少，如果促進生育的政策介入過晚，就很容易被長期困在“低生育率陷阱”之中。

2.1 勞動力市場內卷導致工作時長不斷增加

韓國財閥主導的經濟體制下，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工資收入差距增大。20 世紀 90 年代韓 國向民主化轉型并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政府逐漸失去了對財閥的絕對控制，韓國企 業掀起全球并購的高潮，韓國經濟逐漸由財閥企業主導。這使得集團企業能夠獲得更多的 資源和機會，進而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工資收入差距迅速擴大。2021 年韓國大型企 業人均工資收入約為 563 萬韓元，中小型企業僅為 266 萬韓元。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政府按照 IMF 要求進行“新經濟自由主義改革”，此前穩 定的雇傭制度走向崩潰。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韓國外債占 GDP 比重接近 30%，同時韓元 迅速貶值，為避免國家破產，韓國政府為換取 IMF 提供的 550 億美元貸款，不得不接受 IMF 提出的“新經濟自由主義改革”，其中包括勞動力市場自由化改革，韓國企業擁有“集 體解雇權”和大量雇用“非正規職”（即短期合同、兼職、外包和日度雇傭員工）的權利7。 此后，大量韓國企業開始裁員，1998 年韓國青年失業率飆升至 15.9%，此前以“終身雇 傭”和“年功序列”為標志的穩定雇傭制度走向崩潰。 勞動力市場內卷導致工作時長持續增加，顯著抑制韓國生育率。韓國雇傭制度的改革僅針 對“非正規職”，這造成“正規職”和“非正規職”之間的不平等程度進一步擴大，勞動 力市場的競爭也愈發激烈。此外，如前文所述，大型企業的工資收入幾乎是中小型企業的 兩倍多，進一步加劇韓國就業內卷程度和社會不平等問題。為保證收入的穩定，韓國職工 不得不持續增加工作時長。2023 年韓國宣布將此前的 52 小時工作制修改為 69 小時，從 OECD 披露的數據看，韓國每年人均實際工作時間在發達國家中位居前列。

2.2 養育成本高昂

韓國養育子女成本高于其他主要國家。據育媧人口測算，在韓國將一個孩子撫養至 18 歲 所花費的成本約為人均 GDP 的 7.8 倍，遠高于新加坡、日本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從韓國 家庭養育成本的構成來看，教育支出占比較大，這主要是由于該國勞動力市場激烈過于競 爭，父母不得不增加對子女的教育投入，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少生優育成為家庭的理性 選擇。 殘酷的就業競爭使得韓國家庭對子女教育投入持續增加，多數韓國家庭收入或不足以養育 超過 1 個孩子。勞動力市場競爭激烈使得學歷迅速貶值，2022 年韓國大學本科入學率高 達 73.8%，但韓國 126 萬未就業畢業生中，大學以上學歷者占比高達 53.8%。面對愈發 殘酷的就業競爭，韓國家庭選擇持續增加對子女的教育投入。根據韓國保健福祉部調查， 將孩子撫養至大學畢業所需要的費用約合人民幣 167 萬元，平均每月 7700 元左右，而 60% 的韓國人月收入不足 1.3 萬人民幣。此外，課外教育的盛行也加重韓國家庭的養育負擔。 根據韓國教育部和統計廳發布的數據，2022 年接受課外輔導的中小學生每月支出約合人 民幣 2900 元。

2.3 高房價和家庭債務負擔

韓國家庭債務負擔高于多數主要經濟體。受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大量韓國勞動者 遭到解雇，收入缺乏保障。與此同時，韓國政府為應對危機大幅降低利率，疊加消費文化 和信用卡的普及，不少低收入群體成為加杠桿的主力。由于居民收入恢復速度較慢，無力 償還債務的民眾越來越多。韓國銀行數據顯示，2003 年，韓國無力償還貸款者首次超過 370 萬人大關，占當時韓國經濟活動人口的近 20%，壞賬率更是超過 30%。近年來，韓 國家庭債務負擔持續增加，2022 年韓國家庭債務占名義 GDP 比重已高達 107.7%，多數 國家則保持在 70%以下。

韓國獨有的全租房制度助推房價上漲，加劇家庭債務負擔。全租房制度下，租客向房東繳 納一筆押金，大約是房屋價值的 5-8 成，即可“免費住”規定的年數，到期后租客退房， 房東如數歸還押金。通常情況下，租客繳納的押金來自銀行借貸。房東在獲得押金后，普 遍會用于繼續投資房地產，通過不斷加杠桿推動韓國房價迅速上升。由于家庭債務負擔較 重，許多年輕人無力積攢首付，全租房制度在韓國的普及度也越來越高。然而，韓國高昂 的房價也加重了家庭債務負擔，根據韓國央行 2023 年發布的《金融穩定報告》，家庭負債 中住房按揭貸款比重達到 54.9%。

過快上漲的房價明顯抑制韓國家庭的生育意愿。根據韓國國土研究院發布的報告《住宅價 格上漲對出生率下跌的影響研究》，房價每上漲 10%，將導致未來 7 年總和生育率減少 0.14。 此外，我們發現房價收入比與總和生育率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這一結論在全球主要城 市和韓國主要城市之間均成立。目前韓國首爾中心區和非中心區的公寓價格分別為 14.2 萬人民幣/㎡和 8.0 萬人民幣/㎡，房價收入比已超過 25。首爾的總和生育率在 2022 年已 下跌至 0.59，成為韓國生育率最低的城市。

2.4 性別不平等

根據《2022 全球性別差距報告》，2022 年韓國性別不平等程度在 146 個國家中位列第 99， 高于多數發達國家。從具體維度看，韓國在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性別歧視較為嚴重。 盡管韓國教育領域的性別差距正在收窄，但勞動力市場的性別不平等問題依然較為嚴重。 近年來，韓國女性受教育程度逐年提高。根據韓國教育部披露的數據，韓國女性 2020 年 的入學率達到 71.3%，比韓國男性高出 5 個百分點。目前韓國的就業市場依然存在比較嚴 重的性別歧視。從勞動參與率看，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韓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始終低于OECD 國家均值。2021 年韓國 15-64 歲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59.9%，比 OECD 國家低 4.9 個百分點。從性別工資差距看，2022 年 OECD 國家平均性別工資差距為 11.9%，這一比 例在韓國卻高達 31.2%。目前，韓國的性別工資差距已經位列 OECD 國家之首。 性別不平等將提高女性的生育機會成本，造成生育率降低。“生育懲罰”指的是女性生育 后工資收入明顯下跌，重回勞動力市場的難度也有所增加。由于“生育懲罰”的存在，女 性生育的機會成本顯著提高，這也造成生育意愿的下降?；趯?OECD 國家性別工資差 距和總和生育率的分析，我們也發現性別不平等程度與生育率存在負相關關系。雇傭制度 改革后，韓國勞動力市場競爭激烈，受產假等因素影響，就業崗位往往優先提供給男性， 加劇了性別不平等程度。為應對勞動力市場的挑戰，韓國職業女性普遍選擇推遲婚育年齡， 造成生育率進一步下滑。

2.5 人口政策轉向過慢

韓國曾長期實施節制生育政策，2003 年人口政策轉向時，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已跌至 1.2 以下。與多數國家相似，韓國也曾在戰后迎來“嬰兒潮”，1955-1963 年間韓國總和生育 率平均保持在 6 以上。當時的韓國還沒有能力負擔過多的人口，因此韓國政府采取了半強 制性的節制生育政策，以遏制人口快速增長的態勢。1961 年韓國成立了“大韓家庭計劃 協會”，鼓勵少生優育。1962 年社區保健所開始向家庭免費提供避孕藥物和工具， 并宣傳少子多福理念。1965 年韓國推出了“三孩”政策，鼓勵每個家庭只生育 3 個孩子。在上述政策的影響下，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到 1970 年下降到 4 左右的水平。

20 世紀 70 年代，韓國政府推出了鼓勵僅生“二孩”政策。當時韓國政府將產業政 策調整為優先發展重工業，由于勞動力供給充足，韓國政府增加了節制生育政策的 力度，鼓勵家庭只生育 2 個孩子。1973 年，韓國政府頒布了《母嬰保健法》，為計 劃生育提供了法律依靠。同時，韓國政府通過諸多手段鼓勵家庭生育兩個孩子，其 中包括為計劃生育家庭優先提供廉價公共住宅和減免稅收等財政措施，提高醫療衛 生水平以降低嬰兒死亡率等，到 1980 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至 2.8。 20 世紀 80 年代，韓國政府推出獨生子女政策，導致出生性別比失衡。1983 年韓國 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至世代更迭水平以下，但韓國政府仍然在 1986 年開始推行獨 生子女政策，并將相應的社會支持范圍縮小至“一孩”家庭。與此同時，出生性別 比失調情況愈發嚴重，韓國政府 1987 年正式頒布法律禁止醫生向父母透露胎兒性 別，但 1990 年韓國出生性別還是達到了 1.16 的峰值，造成男女比例明顯失衡、育 齡婦女減少等問題。1989 年韓國節制生育政策有所松動，總和生育率小幅反彈，但 到了 90 年代后期韓國的生育率迅速將至 1.5 以下，被認為有落入“低生育陷阱”的 風險。

直到 2003 年，韓國政府才開始實施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但已經錯過最佳介入期。 2003 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已降低至 1.19，超低生育率將導致未來韓國出現勞動力 短缺、經濟增長放緩等風險，因此韓國政府開始采取措施鼓勵生育。但此時韓國民 眾的生育意愿受多重因素影響，已回落至較低的水平。盡管此后韓國將人口政策總 體規劃的執行視為國家頭等大事，在鼓勵生育方面的財政投入頗多，但也并未逆轉 少子化的整體趨勢。

三、韓國長期少子化有何影響？

3.1 韓國少子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從供給側看，少子化將導致勞動力供給減少，進而拖累經濟增速。2016 年以來，韓國 15-64 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見頂回落，2022 年已降至 71%左右。根據 OECD 預測，到 2050 年 韓國 65 歲以上人口占比將超過三分之一。一方面，勞動力供給不足將直接抑制經濟增長； 另一方面，長期少子化導致的人口老齡化也將降低社會的儲蓄率和資本形成率，而資本要 素不足同樣會拖累經濟發展。根據 OECD 的預測，2030-2060 年韓國 GDP 年均增長率將 下降至 0.8%，是經合組織國家中最低的水平。目前韓國已著手引進外籍勞動力，韓國政 府確定 2024 年以雇傭許可制進入韓國工作的外籍勞工規模為 16.5 萬人，創歷史新高。 從需求側看，少子化對消費需求存在一定抑制作用。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少兒是純消費者， 其比重越高對消費刺激作用越明顯。此外，根據家庭儲蓄需求理論，少子化將使家庭增加 未來養老儲蓄，減少當期消費。從韓國經驗看，自 1998 年落入低生育率陷阱以來，韓國 家庭人均消費支出增速中樞整體回落，2011-2021 年增速均低于 5%。

此外，少子化可能導致經濟重心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長期少子化將導致難以逆轉 的人口老齡化，進而增加社會總體養老需求。養老產業以服務業為主，已有研究普遍認為 人口老齡化會促進第三產業占比的提升（Hashimoto & Tabata，2008；陳衛民、施美程， 2013；陳頤、葉文振，2013 等）。此外，趙春燕（2018）認為人口老齡化顯著促進第三 產業比重提升的前提是城鎮化水平邁過 84.3%的門檻值。

3.2 韓國少子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從韓國經驗看，少子化將加大社保和財政體系負擔。長期超少子化將導致人口結構發生逆 轉，目前韓國老齡人口占比持續增加，導致韓國政府養老金支出占 GDP 比重逐年提升， 從 2000 年的 1.3%增長到 2020 年的 4.3%。在韓國政府養老金投入比重逐年增加的同時， 韓國老齡人口貧困問題愈發嚴重。究其原因在于長期少子化導致韓國人口撫養比不斷提升， 老齡人口稅后得到的轉移支付比例相對不足。此外，過去十余年，韓國政府將鼓勵生育的 政策預算擴大 20 多倍，由 2006 年的近 20 億美元提升至 2021 年的 400 多億美元。

此外，少子化可能引起公共服務短缺。據《環球》雜志報道，目前韓國很多偏遠地區的學 校因缺少生源而紛紛關門。截至 2022 年 3 月，全韓國共有 3896 所學校關停，醫療設施 因人口稀少而遷址別地。然而，公共服務的相對短缺可能導致人口繼續向外流出，造成區 域發展失衡。除此之外，少子化還可能影響國防安全。韓國軍事人力管理局官員表示，由 于出生率下降以及總人口減少，預計韓國 2032 年起將面臨兵源不足的難題，為韓國社會 穩定埋下隱患。據韓國國防部 2022 年 12 月公布的《2023 至 2027 國防中期計劃》，韓國 計劃到 2027 年將常備兵力名額保持在 50 萬人，這意味著每年需要征兵 22 萬人，但國防 研究院根據人口資料推測，預計韓國 20 歲男性人口數量從 2036 年起將下滑至 22 萬人以 下，到 2042 年將銳減至 12 萬人。

3.3 韓國少子化對企業部門的影響

由于勞動力供給相對短缺，韓國企業的用工成本正在增加。企業之間為了爭奪有限的勞動 力資源而展開激烈的競爭，這可能進一步推動薪酬水平的上漲，從而加劇了雇傭成本的增 加。韓國的法定退休年齡是 60 歲，但 OECD 發布的《2019 年社會概覽》顯示，韓國男 性和女性分別要到 72.9 歲和 73.1 歲才能從勞動市場徹底退休。老齡化勞動力的增加意味 著雇主需要對工作環境進行適老化改造，也會對雇傭成本造成壓力。 此外，長期少子化可能會抑制企業部門的創新活動。 目前韓國科技創新實力仍位居世界前列，但主要依賴于財閥企業。韓國的研發強度在經合 組織國家中排名第二（僅次于以色列），這是由于企業在研發方面的高支出。但目前韓國 的企業研發高度集中在財閥集團企業，2020 年韓國企業全部的研發支出中，大企業研發 支出占總支出比例的 62.5%，中小企業占比僅有 25.4%。2019 年韓國 10 家財閥企業占全國企業研發支出的比重高達 47%。

少子化可能抑制中小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韓國企業在創新時嚴重依賴使用公司內部資源 進行研發創新，在擁有 500 名或更多員工的大公司中，94.3%的公司進行內部研發，這意 味著創新需要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員工儲備。然而，中小企業不僅沒有大型企業的資 源優勢，在人才吸引力方面也與大企業存在明顯差距。從薪酬水平看，大型企業支付的平 均工資是中小企業的兩倍多。從工作穩定性看，韓國中小型企業的非正式員工比例遠高于 大型企業。工人少于 5 人、5-300 人和 300 人以上的企業中，非正式工人的比例分別為 48%、32%和 14%。隨著未來勞動力短缺的情況日益加劇，中小型企業的科技創新實力或 被拖累。

編輯：火腿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