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人口專題報告：三重視角下的人口負增長

1 國內視角：負增長時代還有哪些結構性亮點？

1.1 2023 人口形勢：結婚增加、出生人數降幅收窄

2023 年，總人口減少 208 萬，繼上年減少 85 萬后，降幅擴大了 123 萬，其中 54 萬是來自于出生人口的減少，從 956 萬減至 902 萬；69 萬是來自于死亡人口 的增加，從 1041 萬增至 1110 萬。

盡管總人口減少，但 2023 年疫情對婚育的影響明顯減退，結婚登記數量增加， 出生率降幅收窄。2023 年前三季度，登記結婚的一共有 569 萬對，較上年同期 增加 24.5 萬對，但仍比 2021 年同期低 19.6 萬對。這說明疫情對結婚的影響在 褪去，但仍較難回到此前水平，大趨勢尚未改變。結婚回暖也傳導到了生育 端，2023 年出生人口減少 54 萬人，是 2017 年出生人口持續下降以來的最低降 幅，2020-2022 年出生人口年均減少 170 萬人。

1.2 負增長后，人口城鎮化是供給端和需求側的亮點

1.2.1 城鎮化在供給側帶來人均產出效率的提高

從供給角度來看，人口負增長會拖累經濟增速。首先，嵌入生產函數的勞動要 素是勞動力人口，而非總人口；其次，直接參與生產的是勞動人口中的就業人 口。從前一個含義來看，15-64 歲勞動力人口的負增長從 2014 年就已經開始， 2022 年較 2013 年減少了 4760 萬人。從后一個含義來看，就業人口從 2015 年開 始下降，2022 年較 2014 年減少了 2969 萬人。

2010 年是人口紅利的第一個拐點，2035 年是第二個拐點，2022 年開始的人口 負增長對生產的影響弱于兩個拐點。根據聯合國的預測，中國人口撫養比大約 在 1996-2035 年位于 50%以下。其中，又可以以 2010 年為界限分為人口紅利早 期和晚期，1996-2010 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仍在增加，撫養比下降至低點；2010 年后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開始下降，撫養比回升，但直到 2035 年前的這 25 年 間，撫養比都位于 50%以下，整個社會勞動力人口大幅多于少年和老年人口，生 產性人口多于非生產性人口，撫養壓力較小。因此，從人口紅利的角度來看，更重要的是 2010、2035 這兩個拐點，2022 年開始的人口負增長不改變勞動力變 動趨勢和年齡結構，在供給側的實質影響相對有限，負增長帶來的影響更多在 需求側。

從人口角度來看，在總量見頂、年齡結構惡化之后，未來供給側的產出提升來 自于城鎮化率的增長。從人均產出來看，2022 年第一產業只有第二產業的 22%、第三產業的 27%。過去幾十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動能之一，就是農 村人口進城。數億人口從人均產出較低的初級部門，轉移到人均產出更高的工 業和服務業部門，城鎮化帶來了人均生產效率的大幅提升。2022 年我國仍有 4.9 億人口在農村，占總人口的 35%左右；農村就業人員 2.7 億，占總就業人員 的 37%左右。從絕對規模來看，農村到城鎮的人口轉移仍有較大空間，這將持續 帶動人均產出效率的提升。 從 2023 年數據來看，此前被疫情打斷的城鎮化趨勢開始重新恢復，新增城鎮人 口接近翻倍。2023 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 66.16%，較上年增長 0.94 個點，新 增城鎮人口從上年的 650 萬增長至 1189 萬，接近翻倍。我國新增城鎮人口在 “十三五”期間年均 2183 萬，2020 年降至 1794 萬，2022 年一度降至 650 萬， 只有“十三五”的三分之一。 2023 年城鎮化進程回升最大的意義，在于確認了我國城鎮化動能仍然存在。也 就是說前三年的新增城鎮人口下降更多是來自于疫情沖擊，而非城鎮化動能的 大幅減速。疫情結束后，城鎮化率仍能保持每年約 1 個點的增長水平，對應超 千萬的增量城鎮人口。旅客周轉量的數據也能驗證這一結論，近幾年來旅客周 轉量和增量城鎮人口變動基本一致，2023 年都實現近乎翻倍的反彈，這代表在 正常的人員流動之下，城鎮化進程仍會持續。

1.2.2 城鎮化在需求側對消費、房地產等形成支撐

人口負增長對需求端的影響在實際中要復雜得多。一方面，人口負增長可能會 帶來總量層面的消費收縮。消費者總量的減少會帶來總消費的收縮效應，并且 越來越多的勞動年齡人口步入老年后收入大幅減少，也會導致消費隨之減少。 我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替代率為 45%左右1，即退休后領取養老金收 入相當于退休前工資平均水平的 45%。 另一方面，負增長時代隨著老齡化的加劇會帶來儲蓄的減少，在結構層面提高 消費比重、降低投資比重。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在少兒時期，人口消費將大于 其收入，為負儲蓄；進入青年和中年（勞動年齡階段），將通過工作而積累財 富，到老年再消耗財富。因此，在該理論框架下，隨著人口撫養比升高，積累 儲蓄的人口占比下降、消耗儲蓄的人口占比上升，將帶來儲蓄率的下降。由于 儲蓄是消費的反面，儲蓄率下降會帶來總需求中消費相對于投資的比重增加。 過去四十年，撫養比變動帶來的儲蓄、消費和投資變動，基本在我國得到了驗 證。

但中國和日韓等國最大的區別，是我們在城鎮化進程中就提早迎來了人口負增 長，這意味著總需求未必會隨著人口負增長而下降。2023 年總人口減少 208 萬，但城鄉出現分化，城鎮人口增加 1189 萬，農村人口減少 1397 萬。與供給 側的邏輯相同，城鎮人口的消費支出大約是農村的 1.8 倍，城鎮化率的提高有 助于在總量紅利晚期繼續釋放結構性人口紅利，即人口流動帶來消費支出的增 長。但與供給側相比，最大的區別在于，并不是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鎮之后， 其消費支出就會快速增長，這仍取決于收入狀況。這一論斷背后的政策含義 是，需要進一步消除戶籍差異，實現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進城農民工的市民 化。這樣，我們才能充分釋放城鎮化所帶來的消費紅利，從而對沖總人口負增 長帶來的需求下降。

以房地產市場為例，得益于城鎮化仍在持續，人口負增長目前和未來幾年不會 帶來商品房市場需求的減少。按照住房結構來看，2020 年七普數據顯示，我國 城市地區 46.5%的家庭戶居住在商品房中，而農村地區只有 2.9%。可見，商品 房市場不是全國性的城鄉市場，而是一個城鎮市場，農村住房在集體土地性質 方面就與城鎮住房天差地別。因此，2023 年總人口相比 2021 年高點減少了 293 萬人，但城鎮人口增加了 1840 萬人，商品房市場的居住需求不僅沒有減少，反 而在持續增長，商品房銷售的下降另有其他原因。

2 東亞視角：人口轉型與經濟轉型

東亞模式的特點是人口轉型快，很快進入人口紅利晚期。日本、韓國和中國的 總和生育率分別在 70、80、90 年代降至 2 以下，在此期間快速完成了從“高出 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轉型，2020 年以 來生育率均已經低于 OECD 國家水平。按自然增長率來看，日本在 70 年代跌至 1%以下，2005 年開始負增長；韓國在 80 年代首次跌至 1%以下，后幾年有所反 彈，90 年代再次跌破 1%，2020 年開始負增長；中國在 90 年代跌破 1%，2022 年 開始負增長。 人口轉型完成后，東亞國家快速步入老齡化。按照圖表 18 的老齡化曲線來看， 日本的老齡化水平在全球遙遙領先，65 歲以上人口占比接近三分之一；韓國老 齡化率目前已超過 17%，中國老齡化率達到 13.7%，而與中韓處于相近老齡化起 點的印度、馬來西亞，2022 年分別為 6.9%和 7.5%。當然，東亞地區人口轉型和 老齡化并非都是自然變遷的結果，如中國和韓國都采取了一定的生育控制政 策。

從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來看，東亞國家利用 40 年左右的人口紅利窗口期實現 快速騰飛。從人口撫養比來看，全球最低水平在 50%上下，東亞國家的底部更 低，日本最低為 44%，韓國 36%、中國 37%。按照人口撫養比降至 50%以下為標 準，日韓大約有 40 年的人口紅利期，日本是 1963-2002 年，韓國是 1987-2028 年。利用 40 年人口紅利窗口，日本的人均 GDP 從 700 美元左右快速增長到高點 的約 44000 美元，從美國的五分之一增長至其 1.5 倍；韓國人均 GDP 從 3500 美 元左右增長到高點時超 35000 美元。

除了總量方面的人口紅利外，東亞完成經濟騰飛離不開另外三個人口要素：① 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和工作時間；②重視教育和人力資本積累；③居民收入的提 高。 從勞動參與率和工作時間來看，東亞國家的共同特點是勤奮。在人口紅利結束 之前，日本 15 歲以上人口的勞動參與率為 63%左右，比 OECD 國家持續高 3-5 個 點，2000 年代后隨著老齡化的加劇，勞動參與率有所下降。從年平均工作時間 來看，日本從 6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初持續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韓國方面，其勞 動參與率從 90 年代開始超過 OECD 國家。韓國人的工作時間遠超全球平均水 平，60-80 年代期間韓國人年均工作時長在 2900 小時左右，而全球平均僅為 2000 小時上下，日本為 2100 小時左右。相比日韓，我國勞動參與率最高時超過 75%，近年來有所下降，仍在 70%上下。其中，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明顯高于其 他地區，全球平均大約為 50%上下，我國最高時達到 73%，近些年有所下降但仍 在 60%以上。從工作時間來看，我國在 90 年代后明顯提升，目前已超過日韓， 2019 年接近 2200 小時，比全球平均工作時間長 17%左右。

重視教育和人力資本是另一特點。按照人力資本指數來看（Human Capital Index），發展較早的日本一直領先全球，韓國和中國則扮演追趕者的角色，特 別是韓國人力資本指數已經超過日本。因此，人口紅利的前半程，東亞國家以 低成本的勞動力數量取勝；在人口紅利晚期，高素養的勞動力質量開始發揮更 大作用。

勞動力市場的轉變在東亞的人口和經濟轉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人口紅利前 半程，東亞國家在總需求方面對出口依賴度高，因而低成本勞動力成為制造業 優勢。但到了人口紅利晚期，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出口競爭優勢削減，總需求 方面更依賴于內需增長，因而旨在實現更高居民收入的政策能在這一轉型中發 揮關鍵作用。這是東亞模式的特點之一，早期更注重人口作為生產者的作用， 后期則需要發揮人口作為消費者的作用，因而兩個階段對于勞動收入的要求是 截然相反的，以此實現從外需依賴到內需主導的切換。 在日本，1960 年池田內閣上臺后推出了著名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其主要 政策內容包括，促進中小企業現代化、培育技術人才提高創新能力、加大公共 服務和基礎設施投入、降低收入差距。收入倍增計劃一方面縮小了不同群體的 收入差距，比如 1961 年小型企業工資只相當于大型企業的 65%，1970 年提高至 78%；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速開始超過名義經濟增速，1971-1975 年連續五年 日本制造業時薪增速超過名義 GDP 增速。

在韓國，80 年代后期開始強調居民福利水平和收入水平。一方面，這一時期出 臺了諸多旨在實現收入公平的法案，如 1986 年的《最低工資法》，1987 年的 《均等就業法》，1990 年的《促進殘疾人就業法案》，1993 年制定的《就業保險 法》，1995 年的《基本就業政策法》和 1997 年的《職業培訓振興法》等 2。另一 方面，勞工管制開始放松，工會數量從 1987 年的 2700 個增長到 1989 年的 8900 個 3。居民收入和名義經濟增速的差距明顯縮小，1975-1985 年，名義 GDP 增速 比居民收入增速高 3 個點左右，1985-1995 年二者差距縮小至 1.1 個點。

3 全球視角：全球人口紅利拐點將在 2028 年到來

討論單個國家的人口問題時，一定離不開全球人口轉型，過去幾十年的大背景 是全球人口從“兩高一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走向“三低”（低出 生、低死亡、低增長）。全球人口粗出生率已經從戰后 36‰的高點降至 2021 年 17‰的低點，死亡率相對穩定，對應人口增速從 2021 年開始跌破 1%，2022 年 僅為 0.79%。 全球生育率正在逐步滑向無法自然更替的人口警戒線。全球的總和生育率在 70 年代跌破 4、90 年代跌破 3 之后，2021 年僅為 2.3。總和生育率的含義是育齡 婦女的終生平均生育子女數，其假設是現有或今后的育齡婦女在整個生育期限 內都按照當前的各年齡生育率度過其生育周期。一般認為總和生育率要在 2.1 以上，否則人口可能無法實現自然更替。簡單的邏輯即是說一對父母一生至少要生 2 個以上的孩子，考慮到意外死亡和性別比例失衡，才能保障人口的代際 穩定。按照聯合國的預測，全球總和生育率將在大約三十年后的 2055 年降至 2.1，并在 2069 年降至 2 以下。

當前正處于全球人口紅利窗口期，全球人口撫養比正在經歷的是先下降、后上 升的 U 型底部，拐點將在 2028 年到來。一般用人口撫養比衡量人口紅利，人口 撫養比=（0-14 歲人口+65 歲以上人口）/15-64 歲人口。按照人口生命周期理 論，少兒與老人是非生產人口，因此人口撫養比的含義是非生產性人口與生產 性人口的比例，這一比例越高代表生產性人口占比越小。根據聯合國的數據， 全球人口撫養比在 2005 年前后降至 55%附近，此后近 30 年時間里大致穩定在這 一低位平臺上下，直到 2035 年后逐步升破 55%，其中回升的拐點位于 2028 年。長期來看，2005-2035 的這 30 年是 1950-2100 年的 150 年間全球人口紅利最顯 著的窗口期。

可以按照撫養比曲線的變動規律將當前全球人口紅利情況分為四類，如圖表 31。前人口紅利期對應在人口撫養比 U 型曲線尚未開始下降階段。到人口紅利 早期，少兒占比在 25%甚至 30%以上，老年人占比一般在 7%以下，對應在人口撫 養比 U 型曲線的下降階段，東南亞、印度等地區均處于人口紅利早期。人口紅 利晚期則是已經過了拐點，位于人口撫養比的上升期，但少兒加老人仍然遠少 于勞動力人口，如中國、泰國。后人口紅利時期是非生產性人口占比大幅增 長，人口撫養壓力較大，典型是日本、歐盟。

伴隨著人口撫養比觸底，全球普遍進入老齡化社會。2022 年全球 65 歲以上人 口占比達到 9.8%。一般認為 65 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 7%，就進入老齡化社會， 這說明全球范圍來看已經普遍進入老齡社會。另外，我們看到中度老齡化（65 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 14%）的國家和地區數量，在過去幾十年快速增長。1950 年全球只有 2 個國家（0.8%）為中度老齡化，2000 年已經有 11.9%的國家達到 這一標準，2020 年則有近三分之一的國家（30.1%）步入中度老齡化。

4 三重視角的人口啟示

很多人口問題都不是某國獨有，而是全球性的，世界生育率下降的大趨勢恐難 逆轉，未富先老更是后發國家都要直面的挑戰。我國當前面臨的許多人口問題 都并非是一國問題，而是全球性問題。比如生育率下降，全球生育率過去幾十 年來持續下降，預計 30 年后也將降至 2.1 的代際更替線以下。再比如未富先老 更是后發國家都不得不直面的問題。2022 年越南 65 歲以上人口占比已經達到 9.1%，人均 GDP 只有 4163 美元，我國在 2010 年人均 GDP 達到 4500 美元時，老 齡化率只有 8.6%，還要低于越南。2022 年泰國 65 歲以上人口占比更是達到 15.2%，比我國高 1.5 個點，人均 GDP 為 6900 美元，大約只有我們的一半。

從先發的東亞國家來看，在人口紅利晚期，需要通過提高居民收入實現人口角 色從生產者向消費者轉型，以此實現從外需依賴到內需主導的切換。日韓在人 口紅利早期，均依靠低成本戰略實現了快速工業化。但在人口紅利后期，都通 過提高居民收入、拋棄低成本戰略，實現了經濟轉型。面對當前我國有效需求 不足的經濟形勢，2023 年 12 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增加城鄉居民收入，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增加居民收入是未來深化改革、釋放紅利的重點方 向。 與其他先發國家相比，我國處于城鎮化早期，仍然能通過推進城鎮化來對沖總 人口下降帶來的經濟拖累。2023 年我國城鎮化率為 66%，農村還有 4.9 億人 口，如果未來城鎮化率達到 70-75%，按年均 1 個點左右的增速，對應仍有 5-10 年的城鎮化窗口期。因而短期內，總人口負增長并不會帶來產出和需求的明顯 收縮。更重要的是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以釋放轉移人 口紅利。

編輯：火腿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