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復蘇的瓶頸和希望：分析框架、影響因素和未來展望

一、消費研究框架

1.1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統計方法

按規模劃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可分為限額以上單位和限額以下單位兩部分零售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指企業通過交易直接售給個人、社會集團用于非生產、非經營的實物商品金額，以及提供餐 飲服務所取得的收入金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調查對象是從事商品零售活動的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 法人企業與個體經營戶，以及其他行業法人單位附營的從事消費品零售活動的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產業活動單位。在統計調查中，這些調查對象被劃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限額以上單位，一部分是限額以下單位。

針對不同調查對象，統計局采取不同調查方法。

1）限額以上單位，采用全面調查方法，直接進行聯網填報。滿足規模要求的調查對象歸為限額以上單位，采用的是全面調查方法，調查頻率為每月一次。按照國家統計局要求，這部分單位須按月向當地政府統計部門聯網直 報各項指標數據，最后由國家統計局逐級匯總，得出限額以上單位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

2）限額以下單位，采用抽樣調查方法，進行科學推算。限額以下單位采用三階段抽樣調查方法，調查頻率為每 季度一次。第一階段，是抽樣階段。以省為總體，利用分層隨機抽樣方法抽取 3-6 個樣本縣（區），再將每個樣 本縣（區）內全部限額以下單位劃分為 8 個調查域，每個域采用簡單隨機抽樣方法抽取不少于 6 個樣本單位。第 二階段，是數據收集階段。通過樣本單位自行填報或者調查員上門調查的方式，收集樣本單位本期、上期零售額 數據，整理匯總到國家統計局后，就形成了樣本單位數據。第三階段，是科學推算階段。根據已有數據推算出各 域、縣、省的變動系數，由下至上逐次推算，得到限額以下單位的社會消費品零售額。最后，結合行政記錄，用 季度數據推算月度數據。

1.2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 GDP 最終消費的異同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 GDP 最終消費支出均為反映消費的統計指標。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 GDP 最終消費支出 都是和消費有關的統計指標，都能反映消費的基本發展情況。由于消費屬于 GDP 的一部分，因此從整體上看，二 者的走勢與 GDP 的同比走勢基本上是一致的。此外，從數據發布形式來看，二者都屬于總量數據，而非人均數據。由于社零數據每月發布一次，相對而言數據頻率更高，雖然社零總額和 GDP 最終消費支出二者不完全等同，但可 以相互借鑒，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有時可作為 GDP 最終消費支出的替代變量使用。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 GDP 最終消費支出在統計口徑、數據頻率和統計范圍上有所不同。1）從統計主體上看， 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社零總額是從商品供給端來統計，它表示的是企業或單位通過交易取得多少收入金額；而 GDP 最終消費支出主要是從商品需求端來統計，它表示的是居民對貨物和服務的消費支出總額。2）從核算方式 和數據發布頻率上看，社零總額是對限額以上單位全面調查、對限額以下單位抽樣調查，匯總而成，為月頻數據； 而 GDP 最終消費支出是根據住戶調查和財政支出資料推算的，為年頻數據。3）從統計范圍上看，社零只包含實 物商品消費和餐飲服務，而 GDP 最終消費支出還包含多種服務項、不產生購銷金額的虛擬消費和未經交易取得商 品的消費行為。此外，社零總額包括居民和所有社會集團消費，而 GDP 最終消費支出只包括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 總體而言，社零總額的絕對值要小于 GDP 最終消費支出的絕對值。

1.3 影響消費的三大因素：就業、收入和消費傾向

消費的變化可拆分為三個部分：就業、收入、消費傾向。消費是居民為滿足自身需求，使用其可支配收入進行 交易產生的經濟行為，我們可以據此搭建消費的分析框架：消費=就業×收入×消費傾向，變化等式可得：

消費指數（消費同比）=就業同比+收入同比+消費傾向同比

在指標選取上，就業同比選用“就業人口/勞動人口（就業人口/勞動人口=100%-失業率）”的同比變化來衡量； 收入同比選用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同比變化來衡量；消費傾向同比選用“人均消費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同比變化來衡量。從結果上看，我們構建的消費指數與社零同比的走勢十分相似，相關系數達 0.89，驗證了 這一分析框架的科學性，我們可以利用消費指數來跟蹤、觀察消費變化情況。

基于消費指數，近年來我國消費呈現什么樣的特征？

1）收入是影響消費的核心因素。在疫情之前，我國消費增長主要體現為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在疫情期間，尤其 是 2020 年一季度，疫情沖擊下企業生產停滯、產業鏈中斷，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義增長 0.8%，扣除 價格因素實際下降 3.9%。得益于強有力的疫情防控，我國經濟隨后重啟復蘇態勢，收入增速重回主導地位。

2）疫情后半場，消費傾向的重要性明顯提升。疫情深刻影響了消費者行為，尤其是大量減少了消費者到商場、 影院等密集場所的消費，客觀上削弱了消費傾向。主觀上，疫情大幅提升了居民的風險感知，催生出較高的儲蓄 意愿。2020 上半年消費傾向同比在指數中比重甚至超過收入，今年以來儲蓄率仍高于疫情前水平，消費傾向有 較大修復空間，仍將對未來的消費走勢產生重要影響。

3）就業表現十分穩健。受益于經濟體量大、增速較快，以及第三產業發展迅猛、容納就業不斷擴大等因素，近 年來我國就業形勢總體穩定，就業對消費的影響較小。但在疫情前，我國就業壓力已有上升苗頭，體現在國際不 確定因素增多、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等。疫情放大了上述矛盾，同時打擊了實體經濟，2020 年 3 月城鎮調查 失業率一度突破 6%，對消費產生了明顯負面影響。今年以來，失業率較去年明顯修復，對消費表現為正向影響。

二、就業：總量問題不大，結構還有改善空間

2.1 失業率已回歸疫情前水平，就業結構尚未完全修復

失業率已回歸至歷史均值以下，預計下半年失業率總體穩定。7 月城鎮失業率 5.1%，較前值小幅反彈 0.1 個百 分點，主要是因為夏季畢業生規模迎來高峰，疊加洪澇災害和散點疫情因素，摩擦性失業暫時上升。從增量上看， 7 月城鎮新增就業人數 124 萬人，較去年同期水平增長了 15.89%，但與 2019 年同期相比，其增速仍為負值。考 慮到新增就業人數的季節性規律和汛情疫情的影響，我們預計三季度失業率或出現小幅反彈，四季度再次下降。

中低收入人群是當前就業結構中的薄弱環節，農民工外出務工受疫情影響較大，但今年以來呈現加速修復趨勢。 今年二季度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人數達1.82億人，兩年同比增速為-0.04%，依舊延續2020年同比負增速的態勢。 外出務工人員表現不及預期，表明大量農民工春節返鄉之后并未返城，我們推測是疫情局部反復縮短了農民工的 外出半徑和就業意愿。值得注意的是，二季度同比增速邊際修復 0.66 個百分點，有較明顯改善，農民工外出就 業正在加速恢復。分季度來看，除 2020 年較為特殊以外，外出務工人數變化呈季節性規律，年初因節后返城復 工，環比增速較高，二季度開始逐季遞減，年末則因春節返鄉，外出人數環比為負。今年以來外出務工人數環比 增速表現亮眼，有望推動中低收入人群就業持續改善。

2.2 出口支撐就業，重點關注疫情動態與中小企業復蘇

出口表現堅韌，是支撐就業的堅固基礎。我國率先從疫情當中恢復，生產供應能力也慢慢修復，而國外主要經濟 體生產活動受阻，訂單需求轉移至我國，我國對其他國家的出口替代效應解釋了出口金額的高增長。具體來看， 2021 年上半年的出口金額當月值均高于疫情前的歷史出口水平，出口訂單指數也從 41.8 上升到 51.6，環比增長 21%。出口外向型企業受益于出口增長，帶動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整體恢復。受 Delta 變異病毒的影響，疫情反 彈拖累了歐美經濟體流動性收緊的步伐。預計下半年，我國對部分產品生產國的替代效應依舊存在，外需仍有支撐，出口外向型企業的用工需求短期內不會給就業帶來明顯壓力。

疫情明顯沖擊勞動密集型行業，是制約農民工返城就業的一大因素。隨著我國產業重心不斷向第三產業轉移，城市出現了許多新興工作，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開始轉向服務業。從數據變化上看，制造業環比變化連續為負，住宿餐飲業環比變化與之相反，而 2020 年住宿餐飲業的環比變化出現負值，與前三年環比增速形成鮮明對比。我們推測背后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 疫情沖擊線下餐飲消費，影響其雇員復工進度；二是疫情的局部反復，可能提升了農民工的風險感知，進而抑制 其從事強接觸性職業的意愿。此外，在收入預期方面，農民工今年二季度的收入同比增速為 17.60%，兩年平均 增速僅為 4.75%，與農村居民收入增速的差距進一步拉大，收入不及預期再次降低了外出就業的意愿。

企業復蘇分化，加劇了中低收入人群就業的結構性問題。2021 年至今，大型企業 PMI 指數始終位于榮枯線之上， 呈現良好復蘇態勢。而中小企業 PMI 卻在榮枯線上下波動，尤其是小型企業的恢復仍然受阻，7 月份在散點疫情和洪水的考驗下，小型企業 PMI 落至 47.8%。中小企業能解決大部分的就業，因此中小企業的景氣與否對于就業 而言十分關鍵。當前企業修復分化，導致大企業和小企業二者用工冷熱不均。而修復較快的大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又常常集中于專業技術人員，當中低收入勞動力的技能無法與之進行匹配時，供需錯配就加劇了中低收入人群就業的結構性問題。

平均工作時間是新增就業人數的領先指標，工作時間增速放緩，預示短期內新增就業人數增長趨于穩定。當宏 觀經濟形勢出現變化時，就業人員的平均工作時間往往具有重要的指示作用。在經濟復蘇初期，企業經營狀況改善，頻繁的生產活動擴大了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但一般情況下企業不會馬上增聘就業人員，而是先延長現有人員的工作時間。因此，就業人員工作時間的變化，往往會領先于新增就業人數的變化。2021 年上半年的平均工作時間均高于往年水平，也驗證了當前企業生產正在恢復中，對勞動力的潛在需求仍高。從同比變化上看，今年 以來平均工作時間增速開始放緩，預計三季度的新增就業人數增速趨于穩定。

三、收入：人均收入持續爬坡，財產收入表現優于工資和經營性收入

3.1 人均可支配收入仍在爬坡，城鄉居民收入存在分化

總量上看，人均可支配收入處在爬坡階段。今年二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 12.6%，兩年平均增速 為 7.38%，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兩年平均增速為 6.33%，均不及 2019 年同期水平，尚未回歸常態。收入增長基本由經濟增長決定，當實體經濟效益較好，推動 GDP 增速上行時，反過來勞動者報酬也會增加。從兩年平 均增速上看，今年以來我國名義 GDP 增速持續爬坡，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呈現相同的趨勢。空間上看，二者尚未回 歸疫情前水平。

分類來看，城鄉居民收入修復路徑分化；分項上看，財產與經營收入的分化較明顯。

1）城鎮生產經營活動受到較大影響，農村居民收入修復暫時快于城鎮。分城鎮與農村來看，疫情期間，城市和 農村的生產經營活動都受到了限制，但相比之下城市的生產經營活動更加活躍，因此城鎮居民經營性收入受到的 沖擊要大于農村，且在城鎮的四個收入分項當中是最嚴重的。疫情之前，城鎮的經營性收入增速高于農村，而疫 情期間農村經營性收入增速反超城鎮。目前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速仍暫時領先，城鄉間經營性收入的同比增速差正在逐步縮小。

2）疫情對財產性收入的沖擊相對較小，其修復也較快。從居民收入的分項結構上看，財產凈收入在疫情沖擊下， 雖增速也有放緩，但依舊持續高于工資性收入等其他分項的增速，表明疫情對財產凈收入的沖擊程度相對而言較小。此外，在 2020 年三季度時，財產凈收入就已經以較快增速在恢復，而此時工資性收入仍在緩慢復蘇。具體 來看，今年二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財產凈收入的兩年平均增速為 9.47%，工資性收入的兩年平均增 速為 7.19%，財產凈收入同比增速比工資性收入同比增速高了 2.27%。

3.2 大宗商品漲價擠兌工資收入，全球流動性過剩推升財產收入

大宗商品漲價，通過產業鏈向下游和終端企業傳導成本壓力，擠兌工資性收入。經濟復蘇周期下，供需失衡導 致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高，上游企業利潤率得到改善。但由于上下游漲價節奏不同步，下游和終端企業利潤將受到壓縮，甚至加劇某些行業的債務負擔。7 月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 PPI 同比剪刀差達 11.70%，CPI 與 PPI 同比之 差為 8.0%，二者均擴至歷史最高，表明上下游企業盈利已出現分化。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必須節約成本以彌補利潤，這主要通過兩個方面擠兌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一是直接削減勞動力的薪酬水平，對工資性收入造成直接 沖擊；二是削減就業崗位，勞動力需求降低。就業崗位減少，將拖累收入的修復。預計下半年，中小企業將受益 于全面降準的政策紅利，經營壓力有望緩解，這或將繼續支撐工資性收入的恢復。

全球貨幣寬松推升金融資產價格，帶動財產性收入的快速增長。為應對疫情危機，主要經濟體央行政策寬松刺 激經濟，推升了全球流動性，使得金融資產價格不斷走高。我國滬深 300 指數和上證綜合指數較 2020 年年初的 最大漲幅分別達到 64.5%和 38.9%，此外直至今年一季度房價也有較明顯上漲，這使得已擁有股票、房產等資產 的人變得更加富有，盡享資本市場紅利，財富快速增長。而以工資性收入為主的中低收入群體則相反，其資產以 現金和自有住房為主，總額較低、配置相對單一，從資產增值中獲得的紅利很少，這正是當前全國居民工資收入 增速不及財產收入的一大原因。

四、消費傾向：居民儲蓄意愿有待化解，下半年假日經濟因素利好消費傾向

4.1 居民儲蓄意愿仍處高位，既有主觀也有客觀因素

主觀因素上，居民未來收入信心有所下調，會將部分消費轉為預防性儲蓄。今年二季度未來收入信心指數同比 增長 6.47%，較前值 11.11%明顯下調，推測主要是疫情的局部反復增加了人們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同時， 更多儲蓄占比同比增速為-6.62%，兩年平均增速為 4.31%，表明儲蓄率已較去年有所降低，但仍高于疫情前水平。 兩項指數在疫情前的相關性并不明顯，相關系數僅為-0.16。疫情以來，二者相關系數為-0.96，呈現明顯的負相關性，這說明當前儲蓄率的同比變動更多來自于對未來收入的信心。對未來收入信心不足，會促使居民將當前消 費轉為預防性儲蓄，推升儲蓄率的上行。

客觀因素上，疫情防控限制消費活動，迫使居民將計劃消費轉為被動儲蓄。從市場供求情況來說，在疫情防控力度不斷加強的背景下，居家隔離和出行限制影響了消費活動的開展和消費場景的實現。具體來看，2020 年一、 二季度電影業停止復工期間，電影票房為 0，同比增速處歷史低谷，而居民更多儲蓄占比增速達到最高水平，同 比增速分別為 17.78%和 16.52%，這表明受到類似電影等娛樂活動限制的影響，居民節假日消費和外出計劃推遲， 只能被動進行儲蓄。2021 年隨著疫情管控逐步放開，居民出行活動有所增加，這部分被動儲蓄正在逐漸釋放。 2021 年二季度，在收入信心指數未出現大幅變動下，消費意愿有所上升，反映出隨著疫苗推廣和疫情逐漸恢復， 被動儲蓄正在釋放，并轉為實際消費。

4.2 K 型復蘇降低總體消費傾向，導致可選和必選消費出現分化

K 型復蘇繼續擴大貧富差距，總體消費傾向變低，拖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在經濟體遭遇整體性沖擊后， 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數與中位數的比值不斷抬升，表明 K 型復蘇使富人階層的資產規模增加，中低收入群體 的收入減少，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而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較低，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較高，收入增速分 化使得本應具有高消費傾向的居民無法推動消費。從趨勢上看，消費傾向和收入分化變動相反，這意味著 K 型復 蘇的結構性分化，將繼續抑制居民部門消費率，導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同比增速遠低于疫情前水平。此外， 疫情之下，中低收入群體抗風險能力較差，對社會保障和醫療服務的擔憂更大，這必然使得中低收入群體的預防 性儲蓄動機增大，總體邊際消費傾向持續降低。

K 型復蘇是可選消費和必選消費修復出現結構性分化的主要原因。當 K 型復蘇導致富人階層的收入增加時，由于富人階層的基本消費需求已經得到滿足，因此收入增加引起的消費支出增加，首先體現在可選消費上，即可選消費表現將好于必選消費。從價格上看，2020 年富豪消費價格指數同比增長了 3.4%，較前值增加了 3.7 個百分點， 而非食品 CPI 則同比下降了 0.99%，這也從側面反映出 2020 年高端消費的需求較為旺盛，而普通的消費品則沒有回升這么快。從社零分項上看，消費的非線性影響導致化妝品類、通訊器材類等可選消費的當月同比增幅較大。

4.3 假日經濟因素有望帶動下半年消費傾向

短期內儲蓄率高位波動，或將制約消費傾向的上行空間。勞動力市場表現回暖，但消費增速拉力延遲，其主要 原因在于消費傾向的下降。2021 年二季度，隨著疫苗推廣和疫情逐漸恢復，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緊張局面有 了緩解，被動儲蓄正在釋放，并轉為實際消費。但新一輪散點疫情出現，使得居民對未來不確定性出現反復，因此短期內居民預防性儲蓄的明顯回落將不會這么快出現，更有可能是持續高位震 蕩，或將制約年內消費傾向的修復空間。

假日經濟因素有望帶動下半年消費傾向。居民消費傾向存在十分明顯的季節規律，下半年的人均消費支出通常要 高于上半年，主要是由于下半年有較強的假日經濟因素，尤其是十一國慶和年底消費，通常會帶動消費支出快速 上升，甚至超過年初消費。基于此，下半年居民謹慎的消費情緒有望松動。考慮疫情的因素，相較于上半年，預計下半年的消費傾向會有小幅回升。

五、未來展望：消費中樞有望抬升，改善空間有限

從三大影響因素上看，下半年就業收入與消費傾向均呈改善趨勢。

1）就業層面，總量問題不大，看好就業結構繼續修復。在疫情與洪水的雙重考驗下，7 月份城鎮調查失業率出 現小幅反彈，考慮到當前新增就業人數逐漸放緩和夏季畢業生規模增加，預計就業在三季度會面臨一定壓力。當 前貨幣政策持續聚焦支持實體經濟、紓困中小企業和困難行業，“穩企業保就業”的決心堅定，我們看好四季度 中小企業能夠進一步復蘇、中低收入人群就業持續改善，預計年內失業率中樞不會超過 5.2%。

2）收入層面，可支配收入穩中有升，同比上行空間有限。從經濟基本面看，全面降準釋放的政策紅利有望逐步 作用至實體，緩解中小企業經營壓力，企業整體效益改善將為工資和經營性收入增長留出空間。從經濟總量上看， 7 月經濟數據在疫情和汛情沖擊下全面低于預期，短期內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四季度出口增速趨于放緩，財政政策是下半年經濟企穩的關鍵。從經濟增速上看，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名義 GDP 增速關聯度較高，考慮到下半年 價格有支撐，收入增速或將繼續爬坡。

3）消費傾向層面，預計更多儲蓄占比會有所下降，消費傾向趨于提升。疫情仍然是居民消費傾向的最大制約因 素，也是預判下半年消費走勢的最大不確定性因素。疫情反復與人們“消滅新冠”的意愿相違背，畢竟疫情不知何日結束，但生計與事業不可能永遠等待下去。從這個角度 看，居民對疫情的風險感知或趨于下降，防御情緒也可能逐步松解。此外，下半年存在節假日經濟等利好因素， 整體來看消費傾向趨于提升。

預測下半年消費走勢：消費中樞有望抬升，但改善空間有限。分別預測就業、收入、消費傾向的同比變化， 加總得到消費指數預測值。結果顯示，下半年消費中樞有望抬升，體現在兩年平均增速溫和上行，但空間有限， 難以回歸疫情前的增速水平。

風險因素

全球疫情傳播持續惡化；通貨膨脹超預期；美聯儲政策提前收緊等。

報告鏈接：消費復蘇的瓶頸和希望：分析框架、影響因素和未來展望

編輯：123weil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