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結構現狀、趨勢及其影響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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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中國人口現狀目前呈現了四個特征，分別是總量上人口增速放緩、老齡化、 低生育率程度增加以及生育率和育齡人口下降。

第一，在人口總量方面，我國人口總量較高但是增速下降較為明顯，2017 年我國總人口達到 13.90 億，人口增速僅為 0.53%，同時中國勞動力拐點出現，2015 年達到勞動力峰值后，中國勞動力已經出現下降。

第二，中國人口呈現了老齡化和低生育率的趨勢，隨著醫療條件改善，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不斷提升，2015 年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 76.3 歲，老年人占比已經達到了 11.4%，老年撫養比15.9%，未來可能老齡化程度可能會繼續提高，同時低生育率趨勢明顯，統計局口徑每名育齡婦女生育數量僅為 1.05 人。

第三，生育意愿下降和育齡人口減少，一孩生育率持續下降，2016年一孩生育率僅為 1.6%，相比較 2004年下降了1個百分點，同時適婚女性的未婚比例大幅度提高，20-24歲和 25-29歲年齡組女性未婚率分別提升15和 17 個百分點，晚婚現象更加普遍，同時由于第三波嬰兒潮人口越過了主要生育年齡，未來育齡人口將會進一步下降。

第四，覆蓋面較廣的養老體系沖擊了傳統的生育觀念，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了 4.02 億人，如果再加上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人數可達 9.15 億人，這對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造成了沖擊，然而現收現付制度依賴新增在職人數維持，老齡化可能會造成現有養老保險體系無法維持。

1.2 整體來看，中國人口增長情況不容樂觀，生育率和育齡人口都可能會繼續減少，未來可能會老齡化情況可能會更加嚴峻。

未來中國人口的四個預測結果，分別是 2032 附近達到人口峰值、 老齡化程度翻倍、人口結構重心上移和幾乎只有 55 歲以上人口數量增加。

第一，在人口峰值方面，本文預測人口峰值可能在 2032年左右達到，峰值數值可能在14.62 億左右，由于人口政策效果的緩慢性，樂觀、中觀和悲觀的預期結果差距并不大并認為中性結果為最有可能的情景。

第二，老齡化程度可能會翻倍，我國現在65歲以上老年人口為 1.58 億人，老齡化程度 10.6%，預期 2035年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可能為 3.49 億，老齡化程度可能會達到 23.6%，老齡撫養比可能升至37.8%，總撫養比可能會上升到60.1%。

第三，人口結構重心上移，我國人口的第二波和第三波嬰兒潮是人口最多的年齡組，該組在2015年位于 25-29 歲和 45-49 歲，當2035年時將會位于 45-49 歲和 65-69 歲，同時由于生育率較低，新出生嬰兒數量相對較少，會造成人口結構整體呈現“頭重腳輕”的情況。

第四，從人口數量的變動來看，和 2015 年對比，只有 2025 年時35-39歲人口組可能會增加 3130 萬人，其他人口增長的年齡組主要集中在 55 歲以上，減少人口數量最多的組為 25-29 歲年齡組，減少 5000 萬以上，預計2035年 55 歲以上人口相比 2015 年會增加2.49億人，這部分新 增的老年人口，會對我國經濟造成重大影響。

1.3 關于未來老齡化對中國經濟的可能影響，本文總共做了七個方面的分析。

第一， 勞動力供給可能會減少，通脹率可能會降低，中國勞動力總量已經出現下降，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未來勞動力可能會進一步減少，但同時中國城市化率并不高，降低流動人口門檻有可能會釋放一定的勞動力，同時老齡人口的收入來源較為單一，對通脹水平更加敏感，可能會影響到宏觀調控目標。

第二，儲蓄率可能會下降，消費率可能會上升，老年人的儲蓄投資行為會減少，會將過去的積蓄用于消費，這可能會影響到宏觀的投資增速。

第三，TFP增速可能會下降，潛在經濟增速可能會下降，TFP是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從日本經驗可以看到，隨著日本老齡化程度加深，其TFP增長率下降較為明顯，老年人口的研發投入相對較少，同時由于勞動力供給減少、投資增速有限、TFP增速下降，預期潛在經濟增速可能會下降，未來期待能夠進一步改革，釋放要素配臵紅利，提升潛在增速。

第四，利率可能會下降，戰略性看多債市，老年人的低風險偏好對金融行業的產品和結構可能會造成影響，固定收益類產品相對于權益收益類產品更加受到老年人青睞，未來隨著中國老年人口增加，預期債權類產品的市場需求會進一步提高。

第五，政府支出可能增加，減稅空間不大，老年人口的增加帶來社會保障和醫療費用的增加，政府在這些方面的投入逐步加大，從收支平衡的角度看，大幅度的減稅可能不容易實現。

第六，人力資本需求可能更高，就業可能結構性分化，老齡化帶來勞動力壓力，人工智能能夠替代部分勞動力，從而達到緩解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但同時人工智能也決定了未來高技術人才會更加稀缺，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相對更加重要。

第七，老年人的定義可能會變化，退休年齡可能延遲，聯合國老年人的標準定于 1956 年，我國的人口退休年齡定于 1978 年，現有的經濟和醫療水平大大超過當初制定標準時的條件，老年人和退休年齡的標準可能會上升，如果標準上升10 歲，則 2035 年時的老齡化程度和老年人帶來的財政壓力，將會和現在保持一致，但該方案的實施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1.4 政策建議

一是積極轉變人口觀念。首先，中央政府需要轉變人口觀念，目前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全面推行二孩政策，對于三孩或者多孩政策依然沒有放開，這生育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推進難度較大。其次，地方政府需要轉變人口觀念，我國幾個主要的特大城市，在制定城市規劃時，依然是以控制人口作為目標，對于人口的觀點依然是“負擔論”而非“紅利論”。再次，社會需要轉變人口觀念，現收現付的養老金制度只是在代際之間進行二次分配，并不是憑空產生的，現在上班族未來退休后的養老金，是要靠現在新生兒未來工作來支付的。最后，個人需要轉變人口觀念， 大城市晚婚晚育十分常見，丁克現象也時有發生，個體本身需要轉變對于人口的觀念，生育帶來的消費，從某種意義上說，更應該屬于對勞動力的投資，狹隘的認為生孩子降低生活質量，生孩子消費十分大是不合適的，養育孩子本身就是在投資勞動力和人力資本。

二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首先，我國勞動力供給未來仍有提升空間，相對較低的城市化率為潛在勞動供給提供空間，需要加大相關政策改革，降低城市準入門檻， 為經濟增長提供更多勞動力。其次，我國投資效率仍然有提升空間，進一步針對老年人做出金融產品創新，能夠提高投資和儲蓄率。再次，重視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包括要素流動障礙和科技創新等方面，提高我國的生產率。最后，從勞動、投資和全要素生產率三個方面，全面提高我國的潛在經濟增速，為我國高質量經濟增長提供動力。

三是提高鼓勵生育政策力度。首先，中央政府需要出來鼓勵生育政策，目前我國沒有全國性的生育鼓勵政策，生育政策主要靠地方政府制定，相應資金也主要來源于地方政府支持，地方政府財政力量相對有限，對全國的輿論影響力也不夠。然后，地方政府的鼓勵生育政策力度太小，難以奏效，大前研一根據日本經驗，認為3%的 GDP 是鼓勵政策是否能夠見效的分水嶺，目前地方政府支持力度最大的遼寧 省，也不過是簡化二孩審批手續，增加產床和產科醫務人員，這對于生育率的提升無疑是杯水車薪。最后，企業的社會責任擔當，既然社會責任中包括生育和養育孩子，對于企業來說承擔社會責任也是企業的分內事情，但目前情況是存在一定的逆 向選擇，因為女性有產假和哺乳假等國家法定休假規定，企業就減少女性的招聘，這種行為對企業而言有可能是能夠減少成本，然而從整個國家環境來看，這么做卻不利于國家，因此企業也需要加大鼓勵生育政策，承擔相應社會責任。

四是提升育兒配套設施投入。首先，生孩子除了生育行為帶來的醫療服務費用 外，還要擔負著孩子的養育過程，并且養育成本實際是要遠高于生育成本，因此育兒配套設施的投入非常重要。再次，育兒配套設施的提供方面，政府做的確實比社 會資本提供的更好，從最近相關的幼兒園新聞看，私立幼兒園確實存在著較多問題，政府介入能夠提高服務質量，降低服務成本。最后，社會資本在育兒配套設施方面， 更多的是發揮補充作用，在公立體系之外，提供更高質的高端育兒服務。

五是適時延遲退休年齡。首先，聯合國老齡人口的定于設定與1956年，我國人口退休的政策制定與1978年，當時的經濟和衛生條件，設定的年齡門檻是合適的，然而隨著經濟和醫療條件發展，現在人口預期壽命已經大幅度延長，年齡門檻需要更新。然后，適時延遲退休年齡能夠有效緩解我國勞動力供給不足的情況，減少未來勞動力供給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影響，按照本文的預測，如果延遲 10 歲退休，在 2035 年可保持老齡化壓力不提升。最后，延遲退休年齡可能推行較為困難，需 要謹慎和穩妥，做好宣傳教育工作并漸進式推進。

六是開發更適宜老年人的金融產品。首先，老年人的生產收益下降，老齡人口相對收入下降，然而經歷了工作期間的積蓄，資產相對較多，對保值增值金融產品的需求較高。然后，老年人的風險偏好和年輕人不一樣，老齡人口的風險偏好相對較低，固定收益類產品相對股權收益類產品更有優勢。最后，新增的 2.49 億老齡人口擁有巨大的金融產品需求，這可能會對我國的整個金融產品體系造成影響，未來的金融業需要積極應對，開發更適宜老年人的金融產品。

七是加快提升勞動力人力資本。首先，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數量的不足，但是通過技術進步，例如人工智能等行業，可以進行勞動力的自動化替代，資本取代勞動成為了緩解勞動力不足的方向。然后，技術進步對就業的沖擊存在結構分化，高人力資本的勞動力需求擴大，而低人力資本的勞動力則逐漸被資本替代需求減小，未來就業結構會出現分化。最后，我國需要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培育更多高技能勞動力，促進經濟高質量增長。

1.5 可能的投資機會

首先，老年人的金融需求，這本報告最看重的，也是反復提及的，相對低風險的固定收益類產品會更受到老年人的青睞，預期 債券市場會有較好的發展，這也是現有的老齡化報告中沒有提到的。

其次，老年人的養老需求，主要是集中在養老和醫療方面，這個在較多的老齡化報告中均有提及。

再次，看淡二胎經濟，從人口預測情況來看，人口結構中新生兒和青少年人口數量 均不會有大幅度上升，二胎政策帶來的投資機會更可能是結構性的而非整體性的。

最后，看多資本替代勞動力的需求，人工智能產業能夠替代部分低技能勞動力，減少勞動力數量下降的負面影響，預期能夠有較好的發展。

2、人口結構變化規律

2.1、 人口增長放緩和勞動力拐點出現

中國人口絕對值較高，但增速已經放緩，中國人口增速，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高速階段，中速階段和低速增長階段。

1949 年建國時，我國的人口只有 5.4億人，戰后人口政策鼓勵大家多生孩子，除了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口短暫出現了負增長，人口增長率均處于2%之上，人口增長速度較快，雖然在建國初期也有知識分子認為中國需要控制人口數量3，但是在“大躍進”過程中，人多力量大成為了政治正確的理論，人口越多、勞動力就越多、積累就越多、發展就越快的觀點占據了人口政策的制高點。1971 年我國總人口增長至 8.52 億人，國務院批轉了《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國家開始加大人口控制的力度，人口增長率逐漸出現下降，從 2.3%-2.7%的增長平臺下降至 1.3%-1.5%左右，尤其是 1982 年黨中央發表《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 提倡一對夫婦最好生一個孩子，此后人口增長率沒有出現再次回升的趨勢。1991 年我國總人口增長至11.58億人，此時我國計劃生育政策開始趨嚴，黨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加強計劃生育工作嚴格控制人口增長的決定》，將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力度加大，人口增長率隨即開始下降，從 1991 年的 1.30%，逐步下降至 2011 年0.48，此時總人口達到了 13.41 億人，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效果，有效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長，大幅度降低了中國人口的增長率，此時關于計劃生育的質疑 不斷出現，認為計劃生育對我國人口老齡化、軍事安全、社會安全和文化安全造成 負面影響，黨中央開始逐步的放松只能生一個孩子的計劃生育政策。2013 年，我國開始實施“單獨二孩”政策，允許夫妻一方為獨生子女時可以生二孩政策，2014年人口的增長率相比 2013 年提高了 0.03%，提高幅度有限，2015 年，我國又實施 了全面的二孩政策，然而 2016年人口增速比 2015 年提高 0.09%后，2017 又下降至 0.53%，全面二孩的政策效果有限。雖然2017年我國人口已經達到 13.90 億人，絕 對人口數量依然是世界第一，然而關于中國人口的問題的討論愈演愈烈，從“人口 負擔論”到“人口紅利論”，國家對人口問題的態度也發生了改變。

中國人口數量(億)和增長率(%):

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中國勞動力人口拐點已現，勞動力數量出現下降。我國勞動力的拐點已于2015年出現，1990 年我國勞動力數量為 5.031 億人，在 2015 年達到勞動力峰值7.871億人，然后勞動力人數出現了下降，2017 年勞動力人數降為 7.867 億人。勞動力的減少被有些學者稱為是中國到了“劉易斯拐點”，也有部分報告不認可這種說法， 因為劉易斯拐點的原義是指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勞動力轉移過程的結束，而中國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勞動力的轉移受到了制度的限制，例如戶籍等制度因素，中國的城市化還存在較大的空間，本報告也是認可這種觀點，中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依然有提 高的空間。雖然中國勞動力數量減少是否是劉易斯拐點目前存在爭議，但勞動力確實是出現了下降。

我國城鎮化率水平快速提升，然而戶籍城鎮化率水平并不高，未來城市化率依然有提升空間。1960年我國總人口 6.67 億人，其中城鎮常住人口為 1.08 億人，村常住人口5.59 億人，城市化率僅為 16.2%，城市化率水平較低。改革開放尤其是 加入WTO 后，中國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2017 年我國總人口 13.90 億人，其中城 鎮常住人口8.13億人，農村常住人口 5.77 億人，常住人口城市化率58.5%。不過城鎮常住人口中，有 2.24 億人為流動人口，并不具有城市戶籍，戶籍城鎮化率僅為 42.4%。相比較發達國家的 80%-90%的城鎮化率，未來中國城鎮化率水平具有提升空間，相應的，如果能夠減少了戶籍等制度因素，勞動力也有可能會出現再次上升的情形。

2.2、呈現老齡化和低生育率趨勢

中國人均壽命持續提升，未來仍有可能繼續提升，人口老齡化問題開始出現。1990年，中國平均預期壽命為68.6 歲，其中男性平均預期壽命為 66.8 歲，女性平均預期壽命為 70.5 歲。隨后，中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保持每 5 年 1.0-1.8 歲的提升 幅度，至 2015 年提升至 76.3 歲，其中男性平均預期壽命為 73.6 歲，女性平均預期 壽命為 79.4 歲，可以看到 2015 對比 2010 年，平均預期壽命仍然提高了 1.5 歲，提 高的趨勢并未減緩，預期未來人均壽命仍有提升空間。

中國人口結構青少年占比降低，老齡化占比上升，人口撫養比近幾年出現提高。 我國青少年占比逐年下降，1990年，中國 0-14 歲的青少年占比 27.7%，2017 年青少年占比下降至 16.78。而我國老年人占比上升，1990 年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占比 5.6%，2017年老年人占比達到 11.4%。撫養比呈現先降后升，1990 年的撫養比為 49.9%，此后逐步下降，2010 年降至 34.2%，然后逐步回升，2017 年升至39.2%，大概回升至 2005年的水平，雖然撫養比并不在歷史高點，然而 2010 年以前的撫養比主要是撫養 0-14 歲的青少年，然而現在的撫養比上升主要是來自于老年人增加， 人口老齡化的現象已經初步顯現。2010 年以前，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形成了人口紅利，有利于經濟增長，而 2010 年以后，人口撫養比的上升，說明人口紅利在縮小。

中國嬰兒死亡率大幅度降低，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死亡率近年出現上升情況。1968年中國嬰兒死亡率高達 9.24%，隨著醫療水平的提高，嬰兒死亡率大幅度降低， 2016 年的嬰兒死亡率僅為 0.86%。同時，中國人口出生率也出現了大幅下降，從 1968 年3.56%，下降至 2016 年只有1.20%，人口出生率已經是歷年最低。人口死 亡率近年出現了上升，1968 年中國人口死亡率為 0.82%，1979年降至 0.62%后，穩 定在 0.66%左右，近年出現上升情況，2016 年已上升至 0.73%，人口死亡率的提升并不是因為疾病、災害等自然因素，而是由于老年人口的增加。

中國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s, TRF)大幅度下降，婦女生育率降至最低。總和生育率是指育齡婦女生育數量，育齡婦女一般年齡范圍為15-49歲，國家統計局和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略有不同。統計局普查人口普查生育率在 1965 年曾 經高達 6.08 人，最近的一次2015年 1‰人口抽查僅為1.05人，生育孩子數量大幅 度下降。世行口徑的生育率最高在 1965 年為 5.87 人，2015 年時為 1.62 人。兩個數據存在一定差異，然而趨勢是相同的，中國婦女生孩子數量已經大幅度下降。

中國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

中國總和生育率(人)：

2.3、 生育意愿降低和育齡人口的減少

生育率的下降一部分原因是來自一孩生育率的下降和女性未婚比例的提升。“二孩”政策的推出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 2016 年新生人口數據所公布的 1723 萬新生兒中，二孩占比已上升到 51%，比2015年提高了 11 個百分點。也就是說， 盡管二孩政策助力有限，但如果沒有政策的推動，2016 年的新生人口將不足 845 萬，局面會更不樂觀。中國女性孩次生育率數據反映了這一變化。自 2004 年到 2016 年，中國的二孩生育率上升約0.2%，三孩生育率上升約 0.5%，但同一時期的一孩生育率卻從 2.6%降至1.6%，下降約 1 個百分點。一孩生育率的明顯下降，或許才是生育率難以回升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中國女性未婚比例的不斷提高也是一孩 生育率走低的重要因素。中國各年齡別女性未婚比例數據顯示，在過去近二十年中， 除 15-19 歲年齡段女性的未婚比例略有下降，19 歲以上所有年齡組的女性未婚比例均明顯上升。尤其是 20-24 歲與 25-29 歲組，其未婚比例分別從2001年的 57.9%和 9.6%提高到 2016 年的 73.5%和 26.5%，升幅分別約15個百分點和 17 個百分點， 晚婚甚至不婚的現象正在變得越來越普遍。這兩個年齡組正處于女性生育高峰期， 未婚比例的提高對降低一孩生育率的作用自然會十分顯著，而一孩生育率的降低無 疑將影響到總和生育率的下降。晚婚現象的原因是多元的，一方面，當今年輕人更獨立、更完善的生活與教育經歷，使他們更愿意追求自己的價值，更重視個人自由， 推遲乃至始終不愿走入婚姻的年輕人正越來越多，結婚生子帶來的一系列時間、金錢、精力上的成本，尤其是大城市高昂的房價，也足以讓許多人望而卻步。

生育率下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第三波嬰兒潮人口越過主要生育年齡，導致育齡主力的年輕人的減少。新中國成立后共出現過三次嬰兒潮:建國后不久就出現了第一次嬰兒潮，當時，剛剛解放的新中國實行鼓勵生育的政策，那時一個家庭四五個孩子很正常，人口增長率將近 300%，當時中國人口有 5.4 億，基數小，戰后嬰 兒潮人口的絕對數量相對不大。第二次嬰兒潮自 1962 年三年自然災害結束后開始， 這一波高峰在 1965 年，持續至 1973 年，是我國歷史上出生人口最多、對后來經濟影響最大的主力嬰兒潮，，國民經濟情況逐漸好轉，補償性生育來勢很猛，人口出 生率在 3%-4%之間，平均達到 3.3%，10 年全國共出生近 2.6 億人。第四次嬰兒潮 為 1986~1990年，中國上一次嬰兒潮新增人口已經成家立業，進入生育年齡，稱作 回聲嬰兒潮，其中 1990 年是這 5 年中出生人口最多的一年，由于計劃生育政策， 此次嬰兒潮出生人口總量雖不及主力嬰兒潮，但也有 1.24 億。從2005年和 2015 年分年齡男女人口結構可以看到，第三波嬰兒潮在 2005 年時主要集中在 15-19 歲年齡組，到 2015年時，主要集中在 25-29 歲年齡組，此時該年齡組為生孩子高峰 組，但結婚率和生育率均出現減少的情況，未來隨著這批人口的年齡增長，育齡主 力的年輕人口逐漸減少，會導致新生嬰兒數量進一步下降。從現有人口結構可以看 到，2005 年的人口峰值年齡組為 15-19 歲組合 35-39 歲組，這兩個組的人成長10年至 2015 年時，分別位于 25-29 歲組合和45-49歲組，這第二次和第三次嬰兒潮人 口的年齡變化，將是未來中國人口結構變化的重要因素。

2.4、 覆蓋面相對廣的養老保險

我國具有覆蓋面相對較廣的養老保險體制，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被弱化了。我國的養老保險主要包括三支柱，分別是基本養老保險、年金制度和商業養老保險，其中城鎮基本養老保險是我國最重要的養老保險( 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 4.3 萬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0.3萬億)。1989 年，我 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人口總計 0.57 億人，其中在職員工 0.48 億人，離退休人員 0.09 億人，在職與離退休的比值為5.39，而 2017 年，我國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總計覆蓋 4.02億人，其中在職員工 2.88 億人，離退休員工 1.14 億人，在職與離退休的比值為 2.53。支付金額上，我國城鎮基本養老金對于在統籌范圍內的退休人員，支付金額從 1990年的每月 627 元，提高到 2015 年的每月2304元，其中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相對稍低，2015 年只有每月 2240 元，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退休人員養老金2015年分別為每月 3193 元和每月 3210 元，從全國的物價水平來看，基本能夠滿足現有老人的每月開支。根據筆者自身的感受，如果不是專門從事養老金繳納的人力工作人員和研究過養老金制度的相關從業人員，普通勞動者其實并不太知道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的支付制度，對自己將來可能領養老保險時的情況，也存在著過度的自信，認為自己現在每月扣的養老保險金，會足夠自己將來退休以后的養老開支，這種對養老制度的過度自信，其實是大幅沖擊了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尤其是現在的城市居民，每次在提到生育孩子時，更多的是討論養育孩子的教育、醫療等消費成本，而并沒有考慮自身或者整個社會的養老體系。

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在未來的老齡化階段可能靠不住。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理論上實行的是以現收現付為主兼具基金積累制的統賬結合模式，即個人繳納的工資 8% 放至個人賬戶實行基金積累，企業繳納的 20%用來現收現付，但實際操作中個人賬戶是空賬，因此我國基本養老金實際上實行的是現收現付制。現收現付制具有四方面的優點:1 及時發放;2 減少物價影響;3 增進社會福利;4 管理成本較低。但同 時也具有四方面的缺點:1 代際間矛盾較突出，在職員工和退休職工的矛盾難以避 免;2 人口老齡化加重投保人負擔;3 影響職工投資，不利于經濟增長;4 提高勞動力成本。未來，如果出現離退休老人的進一步增加和在職人數的減少，目前的養老金現收現付制度的弊端可能會顯現，較少的在職人員和較多的離退休人員，可能會出現一定的養老金矛盾。

那么中國未來的老齡化情況有可能會是更嚴重還是趨于緩和?本文結合國際經驗和中國特征，做出合理的假設，對未來中國人口做出預測，并對經濟的影響進行分析。

3、未來中國人口結構預測

3.1、關鍵指標的國際經驗和預測設定

從國際經驗看，平均壽命預期和人均GDP呈現正向相關關系，隨著人均 GDP 的提升，平均預期壽命也相應提升。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5 年中國平均預期壽命 76.25 歲，降序統計排世界第 65 位，屬于排名較為靠前的國家，最高的國家為日本 83.98 歲，最低的國家為塞拉利昂，僅有51.84歲。中長期看，如果 2035 年，中國的人均 GDP 能夠達到20000美元，采用外推法預測，那么按照現在的醫療水平，中國的平均預期壽命會提升 3.99 歲，從 2016 年的76.09歲提升至 80.08 歲。同時，本報告認為美國的經濟水平在二戰以來一直維持著世界最發達水平，美國的醫療水平也一直是世界較高的水平，則美國的平均壽命預期提升更多的是來自于整個醫療技術水平的提升，從這個角度看，每年的醫療技術水平提升帶來的人均壽命的提升大概在0.15歲，同時如果考察最長壽的國家日本，近年日本年平均預期壽命增幅也在 0.15 歲左右，這個數值相對可信。如果從 2015 年算起，至 2035 年20年的時間，可能還會提高 3 歲的平均預期壽命。因此，綜合經濟發展水平和醫療技術水平提升，本報告認為，可以假設中國 2035 年的平均預期壽命可能在 83.08 歲，即提高 6.99 歲，其中男性平均壽命可達81.62歲，女性平均壽命可達 84.66 歲。

平均預期壽命的提升，意味著死亡率的下降。2016 年的《中國人口與就業統計年鑒》公布了 2015 年的全國分年齡、性別的死亡人口狀況，該數據中全國總計死亡率為 0.54%，除了剛出生的嬰兒死亡率稍高，大體上死亡率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同時男女的死亡率并不相同，男性的死亡率要系統性高于女性，死亡率需要分別進行測算，2015年男性總計死亡率為 0.56%，女性死亡率為 0.41%， 預期 2035年時，男性死亡率會降至 0.51%，而女性死亡率會降至 0.37%，動態調整 后的死亡率，能夠更準確的估計人口的死亡數量。

男性死亡率的現狀及未來預測(%):

女性死亡率的現狀及未來預測(%)：

關于總和生育率，從國際經驗看，總和生育率和人均GDP呈現負向相關的關系，隨著人均 GDP 的提升，總和生育率呈下降趨勢。根據世界銀行統計，2016 年中國生育率為 1.62，升序統計排世界第 38 位，屬于生育率較低的國家，生育率最低的國家為韓國 1.17，生育率最高的國家為尼日爾 7.24。關于未來的生育率預測， 中國目前生育率有下降壓力但下降空間并不大，首先生育率和經濟發展水平負相關， 經濟發達的國家相對生育率較低，生育率有下降壓力，其次生育率和人口政策關系較大，中國獨特的計劃生育政策，確實起到了降低人口的作用，中國目前現在已經全面放開了“二胎政策”，預期未來可能會進一步放開人口政策，在放松人口政策的背景下，生育率下降的空間并不大，如果未來出臺一定的鼓勵生育政策，存在一 定的可能會略有提升。同時，從國際經驗來看，生育率并非是只能朝向下一個方向變動，已經有一些國家的生育率實現了回升，從部分歐洲國家可以看到，已有低生育率國家出現回升的案例，丹麥總和生育率在1983年曾經低至 1.38，而 2016 年已 經回升至 1.71，俄羅斯總和生育率在 1999 年僅有 1.17,2016年已經回升至 1.75，但 同時也要看到，和我們緊鄰的兩個亞洲發達國家日本和韓國，在生育率問題上并沒 有太大起色，韓國總和生育率在2005年達到歷史最低 1.08，2016 年小幅回升至1.17，日本總和生育率在 2005 年達到最低 1.26,2016年僅回升至 1.44。從四個典型國家案例可以看到，未來中國總和生育率確實有可能出現不同的情況，我國未來一段時間內采取何種生育政策，可能會導致不同的生育率走勢，在此本報告認為可能會有不同的情景，中性情況是在生育政策放松后生育率依然保持目前全面二孩的生育率水平，目前生育率 1.62，考慮到經濟發展水平提升帶來的生育率下降，本報告認為此種情況生育率維持現有水平大概在 1.6 左右。悲觀情況則是雖然政策放松，但是考慮到經濟發展、女性教育水平、結婚年齡、生育觀念等影響，生育率可能繼續下滑， 甚至有可能到日韓水平，在此情況下，假設未來人口生育率繼續下降，2035 年時生育率為 1.4，期間人口生育率呈現線性下降。樂觀情況是不僅計劃生育政策放松， 而且會出臺一系列的鼓勵生育政策，如果再考慮到我國特有的宣傳和動員能力，有 可能生育率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回升，此情況下假定 2035 年總和生育率會提升至為2.0，期間人口生育率呈現線性上升趨勢。

總和生育率和人均 GDP 的國際經驗:

韓國、日本、丹麥、俄羅斯的總和生育率(人) ：

關于新生兒男女性別比，放開二胎政策后，性別比例迅速下降。放開二胎政策之前，我國新生兒男女性別比長期維持在 115-120 左右，男性新生兒比例相對較高，2013年放開“單獨二孩”政策后，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例出現明顯下降，2015 年 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后，出生人口男女性別比例大幅度下降，目前連續兩年穩定在 105 左右。本報告認為，該項指標可能會保持穩定，采用 105 預測未來出生人口男女比例是合適的。

3.2、 中國人口預測結果

通過對關鍵指標的假設和情景分析，預測我國未來人口拐點可能在2030-2034年間出現，預期人口峰值可能在 14.51-14.75 之間，2035 年時，人口總量可能會在 14.58-14.73億。其中在中性情景下，人口拐點出現在 2032 年，預期人口 峰值 14.62 億，2035 年時人口總量可能會為14.58億。在悲觀情景下，人口拐點出 現在 2030 年，預期人口峰值為 14.51 億，2035 年時人口總量可能會為14.44億。 在樂觀情景下，人口拐點出現在 2034 年，預期人口峰值為 14.75 億，2035 年時人 口總量可能會為 14.73億。理論上說，當總和生育率到達 2.1 時，人口可以維持長期平衡增長，既不增加也不減少，但是這是在足夠長的時間才會達到的動態均衡，短期和中期內，人口增加數量多少不僅和總和生育率有關，也和人口結構有較大關系，中國未來人口的減少，更多的是建國后的嬰兒潮誕生的一代人，在2030 年前后可能會達到預期壽命離世，老齡化則是第二波嬰兒潮的一代人，未來到了退休年齡。即使現有人口政策發生較大幅度的改變，也并不是一個立等可以見效的改變，采取抑制生育政策后并不是立刻可以降低人口生育率，采取鼓勵生育政策后也不是立刻可以提高人口生育率，這個特性決定了即使未來人口政策發生較為重大的變化， 人口的變化也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人口的變化，更多的是要放在一個更長的時間維 度去考察。從不同情景可以看到，即使是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對中國人口總量的影響并沒有想象得大，人口政策只能影響到新出生的嬰兒數量，并無法影響現有現在相對較少的青少年成長為中年，更無法影響現在人數較多的中年在未來成為老齡人口。人口總量分析時，本報告采用三種情景分析，在人口結構研究時，本文選擇中性預期做為最傾向的預期情景。

社會撫養比將會不斷上升，2017 年，我國少兒撫養比 24.6%，老年撫養比 14.9%，總撫養比 39.5%， 少兒撫養比穩中略降，2035 年為 22.3%，而老年撫養比則上升幅度較快，2035 年可能將會升至 37.79%，總撫養比因為老年撫養比的上升而上升，預期總撫養比 2035 年可能會上升至 60.1%。

人口結構發生變化，嬰兒潮人口年齡上移。上文人口結構部分提及，2005 年人口最多的年齡組為 15-19 歲和 35-39 歲，2015 年人口最多的年齡組為 25-29 歲和 35-39 歲，那么還是這兩組人，在2025年時，將會位于 35-39 歲組和 55-59 歲組， 在 2035年將會位于 45-49 歲組合 65-69 歲組。2015 年出生的人口，在 2025 年將會 位于 10 歲以下，在 2035 年將會位于 20 歲以下，總和生育率的低下將會造成新出 生人口的不足，從而影響人口結構中青少兒的占比。同時，由于第二波和第三波嬰 兒潮人口的年齡增長，此批育齡婦女年齡增長至育齡年齡外，那么未來中國育齡婦 女的人口數量將會迅速下降，在2035年時，45-49 歲將會是育齡婦女最多的組，但 該組的生育率相對較低，生育率相對較高的 20-29 歲兩組人口的下降，會導致即使 生育率提升，也面臨出生人口不及預期的情況。同時，當 2035 年 45-49 歲組人口 再增長 20歲達到現有的退休年齡，即 2055 年左右該年齡組人口將會退休，此時人 口老齡化問題將會更加嚴重。

未來人口的增量將會主要集中在 55 歲以上人口，25-29 歲人口將會大幅度減少。 對比 2025年和 2035 年相對于 2015 年的人口結構變化，可以看到人口結構的變化，2025年相比較于 2015 年，人口的最大增量部分為 55-59 歲人口，人口增量 5123 萬，其次是 35-39歲人口，人口增量 3130 萬，其余增量部分主要集中在 55 歲以上， 累計將會增加 1.51 億人口，而人口減少最多的組為 25-29 歲人口，減少數量5330萬，人口減少增量主要集中在 55 歲以下。2035 年相比較于2015年，人口增量最 大部分是 70-74 歲人口，人口增量為 5641 萬人，增量部分同樣主要集中在 55 歲以 上，累計會增加 2.49億人口，而人口減少最多的同樣是 25-29 歲，減少了 5053 萬 人。從 2025和 2035 相比較于 2015 人口結構可以看到，未來人口的增量主要是老 年人，增加的老年人將會帶來經濟的需求增長，而年輕人的數量則會大幅度減少， 會相應帶來年輕人需求的下降，也就是銀發經濟時代。同時從預測結果可以看到， 新生兒的人口數量并不會出現大幅度攀升，即使放開二胎政策，未來也較難以較多的新增新生兒來擴大相應需求。

4、老齡化對經濟可能造成的影響

我國 2017年 65 歲以上人口占比為 10.6%，大概相當于日本 1987 年 65 歲以上人口的占比(10.8%)，從老齡化程度來說，日本比中國提前30年達到了中國現在的老齡化水平，同時按照本報告預測的 2035 年我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比例23.6%，可能是現在日本 2012 年的老齡化水平。本節參照日本老齡化和經濟發展的情況，做一些可能的分析預測。

4.1、 勞動力供給可能會減少，通脹率可能會降低

中國未來勞動力供給可能會減少，通脹率可能會降低。老齡化帶來年輕人的減少，從而導致勞動力減少，日本在 1998 年達到勞動力人數的峰值6804萬，此后持續下降，最低 2012 年勞動力只有 6565 萬人，近年勞動力又出現了小幅的回升。中國在 2015勞動力達到峰值 78707 萬人后，已經出現了勞動力的下降，2017 年勞動力數量為 78674，但中國和日本不同的是，日本在 1987 年的城市化率已經高達77.0%， 而中國 2017 年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只有58.5%，戶籍人口城鎮化率 42.4%，遠低于日本的城市化率水平，如果中國能夠在城市準入門檻方面做出相應改革，減少農村人口入城的門檻和流動人口落戶的門檻，則可能會有更多的勞動力供給。按照本報告估計的中國 2035年人口結構，預期 15-64 歲人口會減少 8600 萬，按照60-70%的勞動參與率計算，2035 年總計勞動人口可能會減少 5000-6000 萬。

老齡化的社會，民眾更關心的是通脹率，未來中國的通脹率可能會進一步降低。 菲利普斯曲線指出，通脹率和失業率存在交替關系，當通脹率高時失業率低，當通脹率低時失業率高。隨著老齡化程度的增加，老年人的收入來源主要是積蓄和社保， 通脹水平的上升會引起老年人更多的不滿，因此在低通脹率和低失業率中，社會整體對低通脹的訴求會相對更強烈，這對央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是有一定的影響。日本 CPI 增速在 1991年曾達到 3.3%，此后呈現下跌趨勢，在 1995 年之后長期在 0 附近徘徊，2000-2003連續四年 CPI 增速為負值，2009 年最低曾低至-1.4%，而失業率呈現上升趨勢，從 1987 年失業率 2.9%提升至2002年 5.4%，此后十年維持在 5% 附近，2012年之后日本失業率開始下降，2016 年再次回到了 3.1%，接近了1987年水平。2017 年我國的 CPI 增速為1.6%，處于相對較低的水平，未來的通脹水平 可能也會和日本類似維持在較低水平。失業率方面，日本的失業率呈現了先上升后 下降的趨勢，雖然宏觀目標更注重了低通脹，但同時也要看到，老齡人口退出勞動 力市場帶來的就業缺口，因此老齡化會對失業率有正反雙方向的影響，更可能是帶 來就業結構的變化，造成結構性的失業。

4.2、 儲蓄率可能會下降，消費率可能會上升

中國未來的儲蓄率可能會下降，消費率可能會上升。儲蓄和消費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收入用來消費的多則可以儲蓄的自然就少。理論上，如果不考慮代際傳承， 宏觀經濟學通常是假設第二期老年人會在生命結束之前將第一期工作和投資帶來的積蓄全部消費掉，因此第二期老年人的消費水平會大幅度提升，而投資水平則會 大幅度下降。實際情況中，中國目前還沒有實行遺產稅，日本實行超額累進稅率的繼承稅，按照遺產規模需繳納從 10%到 55%不等，2017 年日本遺產稅共計 198 億美金，占財政收入的 3.9%，是日本較小的一個稅種，說明老年人并不會全部消費 掉所有的積蓄，但也并不會留下太多。1987 年時，日本的儲蓄率為 31.9%，此后逐 漸下降，至 2012 年時已經降至 23.6%，降幅達到 8.3 個百分點，而中國 2017 年的 儲蓄率為 47.0%，從 2007 年開始，中國的儲蓄率已經開始持續下降了，預期未來 可能還會繼續下降。同時，中國消費水平未來可能會繼續提升，日本在1987-2012年間，消費占 GDP 的比重從 68.4%提升至75%，提升幅度為 6.6 個百分點，2017 年中國的消費占 GDP 比重為53.6%，從 2010 年的48.5%持續提升了 5.1 個百分點， 按照日本的經驗，預期未來消費率可能還會繼續提升。

4.3、 TFP 增速可能會下降，潛在經濟增速可能會下降

老齡化社會可能會帶來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下降，需要進一步加大研發和改革的力度，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增速是指經濟增長過程中除了勞動力數量提升和資本提升以外的所有效率提升，索洛提出TFP概念后，該指標被認為是衡量宏觀技術的最重要指標，我國經濟增長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最重要的就是要發展TFP。TFP 是一個黑箱，可以裝很多方面的效率提升，包括效率改善、技術進步、規模效應和配臵效率等。日本在1970-1989年之前，TFP 平均大約拉動經濟增長 2%左右，貢獻了經濟增長的 30%-60%，在 1990-2000年，TFP 平均拉動經濟增長僅為 0.5%，2000-2005年，TFP 拉動經濟增長為 1.2%。對于制造業來說，TFP 的作用更加重要，1970-1990 年間，日本制造業 TFP 對制造業增長的拉動在 2%-4.4%左右，貢獻率超過 50%，1990年后，日本制造業 TFP 出現下滑，對制造業增長的拉動下滑至 2%以下。TFP 的增長需要靠加大研發投入和提升要素配臵效率，重視科技投入和加大改革力度將會是提 升 TFP 的重要途徑。對于中國來說，根據易綱等(2003)、張軍等(2003)樊綱等(2011)相應的全要素生產率學術研究成果，中國的經濟增長并不是單純的依賴于要素投入，TFP增長占據了很重要的部分，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 WTO 以后， TFP 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持續拉動可能在2%左右，TFP 的主要提升是由于市場化改革推升了資源的配臵效率，重視科技投入和加大改革力度將會是提升 TFP 的重要途徑。

潛在增速可能會下降，長 L 型可能會是經濟未來中長期的走勢。老齡化帶來了勞動供給的下降、投資率的下降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下降，則潛在經濟增長率就自然會下降。從日本的角度看，對經濟增長拖累最大的是勞動力數量的下降，1990 年之后，勞動力數量的下降對經濟增長的拉動為-1%左右，對制造業增長的拉動為-2%左右。對于中國來說，老齡化帶來的潛在增速下降未來影響會更大，中國經濟可能會長期維持 L 型走勢。

4.4、 利率可能會下降，債券產品可能更受歡迎

老年人的風險偏好，可能會導致國債利率下降，債券市場可能會迎來“長牛”。 老年人對風險的厭惡，導致權益類資產被低配，而固定收益類資產被超配，會導致整個金融產品和金融業務的需求進一步發生變化，日本的老齡化案例，給與中國較多的借鑒意義，未來整個金融業的結構都有可能會相應發生調整。從日本10年期國債利率來看，1987 年日本國債利率在 5%左右，在 1990年房地產泡沫破滅前曾一度達到 8%的高位，此后進入 20 年的下跌，在 2012 年就已經下降到了 1%左右，中國的 10 年期國債利率從1998年以后，長期穩定在 3%-4%左右。國債利率的影 響因素較多，包括經濟周期、貨幣政策、國際外部環境等，然而這些都是人口結構 的一個表現，人口結構是這些因素更底層的決定因素，但同時并不是說人口結構就 是一切，這是一個整體性的大的趨勢性判斷，過程中是有可能存在一定的波動。從 最近的部分 P2P 和互聯網金融公司暴雷中，我們也可以從側面看到，老年人的金融 需求極其旺盛，正規金融機構忽視了老年人的固定收益類產品需求，從而被相對不 夠正規的金融機構獲得了市場，未來大型金融機構應該加大對老年人固定收益類產 品的研發，更好的滿足老年人的金融需求。

債市規模未來可能會進一步提高，政府債務存在較大的提高空間。美國的股市、中國的樓市和日本的債市，經常被調侃為世界三大剛性泡沫，中國在“房住不炒” 的大政策背景下，擠壓出的樓市投資資金更有可能是投向債市，老年人口的風險偏好決定了未來資金配臵的方向更有可能是風險相對較低的債市，尤其是國債。日本 債券規模占 GDP比重持續提升，1998 年 3 月日本債券總規模為3.17萬億美元，占 GDP 比重為 80.8%，其中政府債券2.21萬億美元，企業債券 0.96 萬億美元，發展 至 2012 年 12月時，日本債券總規模為 11.66 萬億美元，占 GDP 比重204.3%，其 中政府債券 10.67 萬億美元，企業債券 0.99 萬億美元，日本的新增債券主要是政府 債券，14 年來增加政府債券7.50萬億美元。中國債券未來可能進一步顯性化，政 府債存在提升空間，2018 年 6 月中國債券總規模為9.03萬億美元，占 GDP 比重為 69.1%，其中政府債券6.55億萬億美元，企業債券 2.48 萬億美元，可以看到中國債 券中企業債的規模相對較高，企業債相對于政府債券的評級較低風險相對較高，尤 其是近年企業債券頻頻暴雷，可以預期債券的需求會更偏向政府債券。但是，中國 的債務體系相對日本債務體系，有一定的不透明性，地方債和類地方債等隱性政府 債券的規模目前并沒有確切的統計，現有相關估計各地方城投平臺帶息債務的規模 可能在 4 萬億美元左右，未來可能會進一步透明化。

4.5、 政府支出可能增加，減稅空間可能不大

目前關于減稅和減社保的呼聲此起彼伏，認為社保和稅收制約了中國經濟尤其是民營經濟的發展活力，然而從日本的經驗來看，老齡化帶來政府的相應支出增加，政府稅收的壓力較大，老齡化的社會很難大幅度的降低稅收和社保的繳納水平。日本 1987 年政府預算支出為 57.7 萬億日元，其中社會保障費為 10.2 萬億日元，這些 社會保障費包括了醫療、護理和養老金等項目，占總預算支出的比重為 17.7%，隨 著老齡化程度提高，日本 2012年政府預算支出為 97.1 萬億日元，其中社會保障費 為 29.2 萬億日元，占比 30.1%，并且近年來進一步提高。從日本政府各項支出占GDP的比重來看，從 1995 年至 2012 年，軍費支出、研發支出和公共教育支支出 占 GDP的比重均保持穩定，唯有醫療衛生支出，從 1995 年的占 GDP 比例6.6%提升至 10.8%，提升幅度較大，老年人口帶來政府醫療支出的增加，從而加重了政府的稅收壓力。

對于中國來說，未來增加老齡人口的社保、醫療等需求，可能帶來政府相應支出增加，從收支平衡的角度看，未來減稅和減社保的空間有限。2007 年我國全國公共財政支出預算合計 4.7萬億元，其中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支出共計 0.7 萬億元， 占比 14.1%，2017 年我國全國公共財政支出預算合計 19.5 萬億元，其中社會保障 和醫療衛生支出共計 3.7 萬億元，占比 18.8%，大致相當于日本1987年的支出結構， 那么可以預期當 2035 年時，如果中國達到日本 2012 年的老齡化結構，則社會保障 和醫療衛生的比例可能也會提高至 30%左右。從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來看，2015 年我國醫療衛生支出占 GDP 的比重為 5.3%，按照日本經驗，2035 年的比重可能也 會持續提升。

4.6、 人力資本需要可能更高，就業可能結構性分化

老齡化帶來勞動人口的壓力，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資本和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可能會較快發展，這對于現有的就業結構可能會帶來分化沖擊。按照麥肯錫的咨詢報告，在美國市場有 62%的職業是可以做到用人工智能替代 30%以上的勞動內容， 有 42%的職業可以提到 50%以上的勞動內容，這對于未來勞動力減少的中國具有很 重要意義，大力發展人工智能能夠有效彌補我國勞動力不足的趨勢。人工智能的發 展對不同行業的勞動力沖擊是存在分化的，Author 和 Salomons(2017)對英美等 17 個發達國家過去 37 年生產率發展對就業崗位的沖擊進行研究，發現生產率的提 高對低技術水平的行業會產生負面沖擊，減少工作崗位，而對高技術的行業會產生 正面效應從而促進就業崗位增加。未來人工智能對中國的就業崗位沖擊，可能是替代低技術含量的崗位，包括低技術含量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等行業，而對高技術行業 的勞動力需求量增加。中國經濟對人力資本的需求會更高，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會更加旺盛。

4.7、 老年人的定義可能變化，退休年齡有可能延遲

老年人的定義確定時間較早，和現在的社會發展情況并不一致，未來很有可能老年人的定義會修正，同時我國退休年齡也是有可能延遲的。老齡化的問題研究，起始于 20 世紀初，西方國家的老齡化現象逐步受到了政府和相關機構組織的重視，聯合國 1956 年發布的《人口老齡化及社會經濟后果》是人口老齡化最早、最權威 和最重要的報告，該報告建議在發展中國家可將年齡達到60歲以上的人定義為老 年人，發達國家可將 65 歲以上的人定義為老年人，后來為了統計口徑統一，一般都定義 65 歲以上的人為老年人。我國的退休年齡確定時，也參考了聯合國的定義， 于 1978 年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批準《國務院關于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國發 【1978】104 號)，該《辦法》規定男性 60 周歲退休，女性55周歲退休。聯合國 1956 年確定老年人標準，1960 年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才 52.5 歲，美國平均預期壽命 69.8 歲，我國 1978 年確定退休年齡時，男性平均壽命65.0歲，女性平均壽命 67.6 歲，而現在 2016 年全球平均壽命已經72歲，美國平均預期壽命達到 78.7 歲，我國男性平均預期壽命達到 74.8 歲，女性平均預期壽命達到 77.8 歲。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和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世界和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均大幅度提升，而聯合國 1956 年的老年人標準和我國 1978 年的退休標準仍然在以當時的經濟和健康狀況制定年齡標準，是顯得稍微落后了一些。從老年人年齡的標準來看，我國目前 65歲以上老年人占比 10.6%，預期到 2035年會達到 23.9%，如果將老年人的標準調整到 75 歲，則 2035 年預期老年人占比9.89%，和現在的老年人占比情況接近。從退 休年齡標準來看，我國目前男 60 歲女 55 歲以上人口比例19.6%，預期在 2035 年會高達 31.3%，而如果將退休年齡標準提高 10 歲，則預期 2035 年男70歲女 65 歲 以上人口占比為 20.33%，和現在的退休年齡以上人口占比幾乎相等。從財政支出、 社保和養老金的角度來看，如果要保持退休人員財政支出、社保和養老金保持現有 的壓力水平，至 2035年前延長退休年齡即可達到，這個延期并不是一定要立刻執 行，而是可以采取漸進式改革，當然延遲退休雖然從理論上講是可行而且有必要的， 但是延遲退休的現實推進實在是難度頗大，任何一次延遲退休的報告或者文章，都 受到了較為激烈輿論壓力，延遲退休說起來容易施行起來確實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編輯：vzk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