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養老產業深度研究報告：銀發經濟亦是朝陽產業

1、兩會頻現“養老”字眼，養老成為工作重點

“養老”頻現政府工作報告。今年兩會期間，政府工作報告頻現“養老”一詞。通過梳理歷年政府工作報告，我們發現今年變化是提及要降低企業繳費負擔、大力發展社區養老以及推進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建設，歸根到底是要降低負擔、提高待遇以及大力發展性價比高的社區養老服務。

2、銀發經濟亦是朝陽產業，5000億市場亟待滿足

2.1、中國老齡化：預計 2025年就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

中國已進入老齡化階段。截至 2018年底，我國大陸地區 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 1.67億，新增 827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 11.9%。根據國際上對人口老齡化的定義：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 7%即為人口老齡化，而 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 14%即為深度老齡化。也就是說，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階段。

中國即將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老齡化速度堪比日本。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歐美國家在 70 年代以前均已進入老齡化階段，其中，美國、英國、法國、德國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的時間分別為 2014年、1975年、1990年、1972年。日本于 1970年和 1994 年分別進入老齡化和深度老齡化階段，中間僅經歷 24 年，是主要發達國家中老齡化發展速度最快的之一。同屬東亞文化圈的韓國和新加坡老齡化速度更快，分別只用 18和 20年就從老齡化轉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17年，日本 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 27.05%，是全球老齡化最為嚴重的國家。我國已于 2001 年進入老齡化階段，但預計 2025 年我國也將進入深度老齡化階段，老齡化發展速度和日本相當。從老齡化狀況上看，中國的現狀相當于 30年前的日本。

當前中國老齡化呈現加速狀態，具體由以下幾個因素影響：

1）出生率節節滑落，少子化問題嚴峻。1970年，我國每名育齡婦女的平均生育數為 5.65人。70年代起，我國正式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79年起開始執行嚴厲的一胎化政策，疊加經濟水平的發展，中國育齡婦女生育數節節滑落。1971年，我國育齡婦女生育數開始低于印度；1993年，開始低于美國；到 2016年，我國每名育齡婦女生育數已降到 1.62人，在金磚四國排名墊底，也低于法、美、英等發達國家，在主要發達國家中僅高于同屬東亞文化圈的日本、新加坡、韓國以及歐洲的意大利、西班牙。

2）人均壽命逐年增加。新中國成立后，因擺脫戰爭環境，中國人均壽命出現大幅提升；改革開放后，由于社會經濟發展增速明顯，我國在醫療衛生、食品安全、科技教育等方面都有明顯改善，人均預期壽命持續上升。2016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 76.3歲，已經接近美國 78.7歲水平，在金磚四國中排名最高。

3）紡錘形的人口結構。在出生率逐年降低而人均壽命逐年增長的綜合作用下，我國人口結構呈現“紡錘形”結構，即人口重心不斷從年輕向年老移動。聯合國人口司年度人口報告預計到 2050年，我國 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將接近 28%，和 2017年日本老齡化率相當。

2.2、中國“未富先老”矛盾突出，養老是最大民生所言非虛

國內人口老齡化疊加未富先老，導致中國養老問題矛盾突出。具體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貧困率高：據朱曉、范文婷《中國老年人收入貧困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分析，中國老年人貧困發生率較高，人口規模巨大，其中有 23%的老年人總收入低于 1.9美元/天/人的貧困線標準，有 26%老年低于國內低保線，老年人相對貧困發生率高達 36~42%，絕對貧困老年人口規模高達 4895萬，相對貧困老年人人口規模高達 7698~8959萬人。

2）老人失能失智人群大：2016年，全國老齡辦發布《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成果》，《成果》顯示：我國失能、半失能老人人數達4036 萬人，占老年人的 18.3%。老年人的家庭環境不適應老年人身體狀況變化的超過了 6成。此外，民政部下屬中民社會救助研究院發布的《中國老年人走失狀況調查報告（2016）》顯示：每年全國走失老人約有 50萬人，平均每天走失約 1370人。失智和缺乏照料是老人走失的主因。

3）老齡服務供需矛盾嚴峻：由于國內養老機構以社會福利型的公辦養老機構為主，未能充分盤活社會資金進入該產業，目前供需矛盾相當突出。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 2017年底，全國共有各類養老服務機構和設施 15.5萬個，同比增長 10.6%，各類養老床位 744.8萬張，同比增長 2%，每千名老人擁有養老床位僅 30.9張，遠低于發達國家 50~70張/千人的水平（資料來源：全國老齡辦）；另外國內養老機構普遍缺乏護理人員，且專業服務水平較低，專業護工和駐點醫師的緊缺問題較大。巨大的供需矛盾下，常見各類養老機構一床難求同時服務滿意度也較低的矛盾景象。

除了以上最基本、最突出的養老生存問題，其他如老人精神慰藉矛盾也相當嚴重，主要是城市經濟的發展導致傳統式的大家庭趨于解體，家庭規模逐步核心化，同時城鎮化的發展也帶來了較為嚴重的空巢老人問題。據《 2017年中國空巢老人現狀報告》數據，中國“空巢老人”數量高達 7000萬，占到老年人口的 40%。而據國務院《“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測算，到 2020年獨居和空巢老年人將增加到 1.18億人。

2.3、國內養老市場潛在空間可超 5000億

養老產業可以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養老產業包括上游資金端的養老保險業、中游供給端的養老地產業、醫療行業和養老看護行業；而狹義的養老僅包括養老看護。

狹義養老主要有三種模式：家庭養老、社區養老及機構養老。

居家養老是指老年人以家庭為中心，其日常生活及照料均由家人完成，僅在有必要時，尋求養老機構、醫療機構提供醫療及心理援助。居家養老是我國最普遍的模式，占比 96%（全國老齡辦，2016年數據）。

社區養老是以家庭為主要生活場所，由所在社區的養老機構或托老所提供全托、日托及臨托等上門醫療及護理服務，其主要特點是，就近享受有關機構的上門服務，比較方便實用。目前這種模式在我國占比為 1%，是未來的主要發展方向（全國老齡辦，2016年數據）。

機構養老是指將老人集中至養老機構提供的專門場所，享受日間照料及醫療護理等服務。如養老院、福利院和敬老院等。目前我國機構養老以公辦為主，民辦為輔。目前這種模式在我國占比為 3%（2017年國內每千名老人床位數 30.9張，人社部數據），而在歐美發達國家較為普遍。

國內養老潛在市場空間超 5000 億元。按照各地頒布的“9073”養老辦法，我們的發展目標是：90%的老人為居家養老；7%的老人適用社區養老，即只需要護理不需要床位； 3%的老人適用機構養老，即既需要床位，也需要護理。參考肖文文等《北京市養老機構基本養老服務費用影響因素研究》調查數據，13年機構養老月均基本養老服務費中位數為 2482元，月均護理費用中位數為：自理老人 400元，不自理老人 1500元。按我國當前 2.5億老人計算（60歲以上人口，2018年），而居家養老服務收費為非失能老人的一半，13~18年均服務收費漲幅為 5%，全國收費標準為北京的 45%（參考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國比北京）則我國養老產業潛在市場空間達到 5110億元，其中，居家養老 3101億元，機構養老 1283億元，社區養老 725億元。若考慮老齡化加劇和居民收入水平和退休待遇提升，產業潛在空間還會繼續擴大。

3、他山之石：介護保險制度催生日本養老7000億大市場

日本養老產業對我國借鑒意義大。日本是亞洲首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目前也是全球老齡化率最高的國家。從完整發展階段、后發國家經歷、人口結構、人口密度、東亞社會模式等情況來看，日本養老產業的發展對中國的借鑒意義比較大。日本養老產業快速發展壯大，一方面是由老齡化快速發展下龐大的養老需求推動，另一方面是日本政府在市場化運作的大前提下制定了各項法規政策去規范和引導養老產業的發展，原先視養老為社會負擔的理念也轉為促進“銀發經濟”發展。

從參與方和運作機制角度看，日本養老產業是典型的多方合作型模式。 1）支付端：由于養老的剛需性和供給常年的緊缺性，支付端往往會成為養老產業發展的瓶頸環節。日本的多層次年金制度（養老保險）和介護保險制度可以認為是日本養老產業發展的第一推動力，特別是介護保險解決的更為剛需的長期照護問題，對養老產業的發展更加重要； 2）供給方：日本以居家養老為主，搭配社區/居家護理以及機構養老服務，養老服務供應往往是日本地產開發商、保險公司、實業財團和政府多方參與，形成以市場為主導，公益福利為輔的服務供給結構。

3.1、日本養老保障制度：多層次年金+介護保險

3.1.1、多層次年金計劃：以公共年金計劃為核心

多層次年金計劃是養老產業的基礎支付方，包括國民年金 +厚生/共濟年金+商業養老保險，其中國民年金和厚生/共濟年金由政府部門負責運作，又合稱公共年金。Ø

國民年金：強制收取，統一標準。50年代，日本頒布《國民年金法》，規定凡 20歲以上的國民都有義務加入國民年金（National PensionSystem），又稱基礎年金。基礎年金要求繳費時間至少 10年，保費會按照統一標準收取，與參保者個人收入無關；津貼會在參保人滿 65歲開始，根據參保時間長短計算，按年發放到參保人手中。Ø

厚生/共濟年金：雇主/本人共擔，掛鉤收入。隨著經濟發展，1985年，日本又在國民年金的基礎上于推出第二層次的厚生年金（EmployeePension Insurance）和共濟年金（Mutual Aid Association）。其中厚生年金適用于私營、民營企業員工。而共濟年金適用于國家公職人員、公營企業等。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的費用和補貼都與被保險人的收入掛鉤，費用由被保人及其雇主均攤。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分情況會在被保人 60-64歲期間和 65歲及以上逐年發放給被保人。

商業養老保險：自愿高端市場。如果用人單位仍有余力，可以為職工成立補充年金；個人資金充裕者還可以自費加入商業養老保險等。這些構成日本養老保險的第三層次。

日本公共年金支出占 GDP比重高達 14%，參保人數占比過半。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數據，2016年日本公共年金合計支付 54.8萬億日元（約合 3.3萬億人民幣），同比增 0.5%，占當年 GDP 比重達 14%。其中，國民年金支付總額 22.7萬億日元（約合 1.4萬億元人民幣），厚生年金支付總額 32.1萬億日元（約合 1.9萬億元人民幣）。16年國民年金參保人數達 6731萬人，同比增長 0.3%，占日本總人口的 53.1%；厚生年金參保人數達 4267萬人，同比增長 3.3%。隨日本老齡化加劇，公共年金獲償人數持續增長，在日本勞動力減少和經濟持續低增長的環境下，日本國民年金參保人數整體呈下降趨勢，而厚生年金則仍有穩步增長，但公共年金整體償付壓力依然巨大，因此日本政府也不斷通過調降支付額度的法案來確保年金制度的正常運轉。

日本公共年金人均支付金額達 4~9萬人民幣。2016年，國民年金人均支付金額達 67.1萬日元（約合 4.0萬元人民幣/年），厚生年金人均支付金額達82.9萬日元（約合 5.0萬元人民幣），由于參保厚生年金就強制參保國民年金，日本公共年金的人均支付金額在 4~9萬元人民幣之間。

2014年，日本老年家庭的平均收入中 68.5%來自公共年金，其中 57.8%的老年家庭收入來源只有公共年金，充分說明公共年金對日本老年人養老的重要性。

3.1.2、介護保險制度：解決養老最關鍵的長期照護問題

日本介護保險體系由政府管理的保險基金、參保人和服務供應商組成。2000年 4月，日本《介護保險法》正式實施，主要圍繞老年長期照護制度展開。（介護：日語詞匯，含義為介于“照顧”和“護理”的工作，包含了身體護理和家務服務雙重概念。臺灣通常翻譯為長期照護，英文對應詞匯為 long-term care（簡稱 LTC）。出于行文方便， 我們保留“介護”的說法，長期照護和 LTC 含義和介護等同。）

1）參保人組成：日本參保人可以從 40歲起開始繳費，其中參保人又分為兩類：一類參保人為 65 歲及以上老人，可以在要需要介護和需要援助時獲得保險補償；二類參保人為 40-64歲的參保人，這類參保人只有在老年退化性疾病上可以享受保險補償。

2）保險基金組成：政府補貼 50%，其中國家、都道府縣和市政府分別承擔25%/12.5%/12.5%；個人保費支付 50%，其中 22%來自一類保險人，主要由年金來支付（年金支付了一類保險人90%的籌資，剩下 10%主要是未參保年金的低收入老人自費支付），28%來自二類保險人，主要從其繳納的各項社保抽離來支付。

3）介護服務組成：介護服務包括居家、社區和機構介護，居家介護是指各類上門照顧和護理服務；社區介護主要是上門夜間介護和部分對失能老人的專業介護；而機構介護指老人在養老院享受的各類介護服務。介護險允許被保人選擇給自己提供服務的機構，但不會給予被保人現金賠付，即介護保險的費用會直接付給介護機構而不是被保險人。

介護保險對老年人基本全覆蓋。從 2000 年開始實施到 2016 年，介護保險第一類保險人參保人數從 2242萬增長到 3440萬人，占總人口的 27.14%，和 65歲以上人口比重基本相當，幾乎已實現老年人全覆蓋。2016年，介護保險月均賠付人次達到 560萬，年賠付人次達 6720萬，幾乎達到參保人年人均兩次服務的標準，其中居家、社區及機構介護服務人次占比分別為：70%、14%及 16%。2016年，介護保險年償付金額為9.2萬億日元（約合5549億元人民幣），月償付金額 7226億日元（約合434億元人民幣），其中居家、社區及機構介護服務金額占比分別為 51%、16%和 33%。

3.1.3、一體化社區照護體系（ICCS）

2006年，為應對經濟環境變化下的老齡化加深、獨居老人增加等狀況，日本政府又推出由地方政府主導的“一體化社區照護體系（IntegratedCommunity Care System, ICCS）”。一體化社區照護體系的目標是在 2025年前實現對疾病預防、疾病醫療以及長期護理等資源的整合，于社區內為老年人提供晚年居住安排、社會關懷以及日常生活支持。

在理想狀態下，日本政府希望一體化社區照護體系能夠覆蓋絕大多數日本地區，并能保證附近老年人步行 30 分鐘即可到達相應服務機構。但該計劃的落實需要多方機構及供應商的配合，目前計劃實施尚存在多方阻力。

3.2、規模超 7000億人民幣，供給格局分散且市場化競爭

介護產業是日本養老的核心部分，其以居家養老為主。日本養老產業最核心的組成部分是介護產業，可以分為居家服務、社區服務和機構服務。從服務的接受度上看，居家養老是最符合日本國民觀念的養老方式，因此日本的介護行業也是以居家服務為主的。

日本介護產業規模超 7000億元人民幣。由于老年人口的廣泛增加，護理服務越來越被日本國民所接受，從 2000 年到 2016 年，日本介護服務行業規模從 36956億增長到 118470億日元（約合 7123億人民幣），年均復合增速達到 7.6%，遠超日本同期 GDP增速。日本介護行業基本伴隨著介護保險的快速擴張而成長，16 年介護保險償付金額占到介護行業總規模的 78%，可謂是介護行業最關鍵的支付方。如果加上其他醫療保險和扶貧救助基金的支付，約 90%的介護市場是由政府及政府管理的基金進行支付，可以理解為是一個準市場（quasi-market）體系。

日本介護產業集中度極低。由于介護服務行業具備典型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特性，服務機構的服務范圍較為狹小，因此其產業集中度較低，分布更為區域化。日本最大的養老龍頭日醫學館的養老介護業務營收為2770億日元（FY2017），市占率僅為 2.3%，可見集中度仍極低。

3.3、日本養老龍頭：龍頭跨界成長史

3.3.1、日醫學館(Nichiigakkan)

日醫學館：從醫療管理/教育培訓切入養老的龍頭。日醫學館 (Nichiigakkan)創立于 1968 年，起初是經營醫療管理服務，隨后 1971 年開始針對醫療領域發展教育培訓服務并持續擴張。1996 年，日醫學館開始經營以居家養老為核心的上門介護服務；2000 年介護保險啟動時，日醫學館已經擁有 770家護理機構，并借此快速切入長期介護服務領域。2005 年，公司開始經營以機構養老為核心的養老院服務。目前，日醫學館已經發展為一個以醫療管理支持和介護服務為核心，兼營保育、教育培訓、寵物治療等業務的綜合服務集團。截至 2018年 4月 1日，日醫學館服務網點包括簽約醫療機構8492家，介護服務網點 1403家，語言學校279家，保育服務機構 202家，經覆蓋日本 47個縣、市，并進軍中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菲律賓等海外市場。

從公司業務分拆來看，長期介護業務是收入規模最大（占比 52%，2018財年 1481 億日元，約合 89億人民幣），也是最為盈利的部門（營業利潤率9.8%，營業利潤占比 81.7%，145億日元，約合 8.7億人民幣），其次為醫療管理支持業務。

“小而精，多支持”是日醫學館持續成長為日本介護養老龍頭的秘訣。日醫學館的介護服務以居家上門服務和社區日托機構為主，從服務網點上看，公司多達 1403家，數量遠超其他養老機構，單網點床位不超過 80張，單網點年營收為 1.06 億日元，可謂迷你型介護養老機構。日醫學館將養老社區設置為小規模最主要的出發點是認為大體量機構管理難度大，難以提供一致而貼心的介護服務，為確保服務質量則以設置小型機構為主。多支持則是指日醫學館圍繞長期介護這一核心業務，也延伸更多其他的支持業務條線，比如高質量全方位的培訓教育，目前日醫在日本境內有超過500家介護培訓學校，為超過 300萬人提供介護培訓服務，是日本最大的介護教育培訓集團；再比如醫療管理業務，日醫也通過和旗下簽約管理的醫療機構合作，可以為自己的養老機構提供快速轉診和眾多醫療支持，屬于醫養結合的典范。

3.3.2、倍樂生(Benesse)

倍樂生：從教育培訓切入養老領域的龍頭。倍樂生 (Benesse)以教育起家，后逐漸發展育兒、月子及養老業務，成為行業龍頭。倍樂生集團于 1997年開始發展養老業務，截至 2018年 3月底，集團旗下養老、護理和保育機構316家，服務客戶超過 1.6萬。倍樂生 2018財年介護業務與育兒業務市場規模已達 1118億日元，占營業總收入的 25.7%，占營業利潤約 69.8%，同時也是集團中最為盈利的分部，營業利潤率達 8.6%，略低于日醫學館。

倍樂生的介護業務主要是圍繞機構養老為主的養老院業務，以“小而美，廣覆蓋”為特點，涵蓋養老院入住、相關護理服務以及老年人個性化餐飲等服務。倍樂生發展養老業務和日醫學館類似，也均有教育培訓業務為支撐，并且以“小規模”運營，提高服務質量為競爭優勢。

3.3.3、西科姆（SECOM）

西科姆：從安保龍頭轉型為養老龍頭。西科姆（ SECOM）是日本最早的安保公司，1962 年成立，業務涵蓋安全防護、火災防護、醫療服務、保險業務、地理信息業務及不動產。西科姆的醫療服務業務自 1991年開始運作，并將介護業務作為其中的一個子業務運營。西科姆 2018財年醫療&介護業務實現營收 710億日元，同比增6.2%，占營業總收入為 7.3%；醫療&介護業務營業利潤 54.3億日元，占總營業利潤比重為3.6%，營業利潤率為7.6%，相對較低。

與倍樂生不同，西科姆將自己的養老院定位為高端與豪華，以較高品質的看護服務、生活照料及餐飲服務服務老年人。西科姆旗下有三家養老機構：Leaf Escort Azamino (33-64平方米,一共8種戶型), Comfort Garden Azamino(56平方，入住收取約 280 萬人民幣，每月收取約 2.8 萬人民幣)以及Comfort Garden(56~100 平方米。入住收取約 280-2800 萬人民幣)。

由于西科姆傳統的安保產業優勢，公司提供二十四小時緊急援助及相應的應急求救設施以及高科技監護系統。另外，西科姆的保險業務還提供與醫療服務相呼應的醫療保險服務，形成了產業鏈的豐富與延長。

3.4、日本經驗：居家養老為主，社區養老是方向

“孝道文化”共性是居家養老市場的文化溫床。由于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等較為相似，日本與我國都以居家養老為主打。不同的是，日本在醫療、護理方面的開支明顯高于我國，盡管都是居家養老，較為充足的醫療資源和較為豐厚的補貼使日本國民更有意愿也更有能力在健康方面消費。

日本年金及介護保險支付能力強，國內仍有較大發展空間。對比國內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 17年人均支付金額為 3.45萬元/年，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17年人均支付金額為 1521元/年，日本企業職工/公職人員人均支付年金是中國職工人均支付養老金的 2.6倍，日本國民年金人均支付額為中國城鄉居民人均支付養老金的 26.5 倍。由此可見，國內養老金體系待遇和日本還有巨大的差距，國內養老產業的成長還有賴于養老金待遇的提升。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國養老保險待遇較低的農村老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為 1.06萬元/年，而養老保險待遇僅占其中 15%，可以認為國內農村老人的實際支付能力差距并不如養老保險待遇體現的那么大。整體來看，國內老人支付能力和日本老人的差距和人均 GDP的差距相近（中國 2018年人均 GDP為日本 2017年人均 GDP的 1/4，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世界銀行）。

日本介護保險催生養老產業快速發展，而我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目前仍處在試點階段。截至 2017年底，長期護理保險覆蓋地區包括上海、青島、成都等 14個城市，以及吉林、山東兩個重點試點省份。參保人數超過 4400萬，當年受益 7.5 萬余人，基金支付比例達到 70%以上，人均支付 7600 多元/年。相比之下，日本介護保險覆蓋范圍廣，支付力度強， 2016年日本介護保險人均償付金額為 164.8萬日元，約合 10萬元人民幣。護理制度的差異是日本養老產業發展度遠超國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日本養老產業龍頭多數有跨界背景，深度挖掘原有客戶資源和人才培訓體系是關鍵。從日本代表公司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日本養老產企業多以自己現有的產業作為依托，通過服務人群拓展、產業鏈拓展等方式，將業務拓展到養老及其相關服務。例如，日本企業養老業務的經營模式與定位多與其原有業務的定位相關，倍樂生和日立學館憑借其在原有業務中龐大的客戶群體發展養老業，并以小規模、連鎖化為主，增加客戶量的同事，深化原有客戶的滲透；而西科姆則是結合自己原有的安保業務，衍生出帶有二十四小時緊急救援、配備高科技監護系統的高端養老社區服務。日本養老產業的代表公司之所以能夠壯大，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在原有產業中出色的表現，這為他們開展介護業務打下了良好的客戶基礎和產業鏈基礎。

4、國內養老模式：居家為主流，社區快速發展

養老服務體系多元化，各類養老模式各司其職。《中國老齡事業“十二五”規劃》要求：“充分發揮家庭和社區功能，構建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創建中國特色的新型養老模式。下文將對養老模式進行梳理。

4.1、居家養老：上門醫療、家政和康復需求為主

居家養老是指老年人以家庭為中心，其日常生活及照料均由家人完成，僅在有必要時，尋求養老機構、醫療機構提供醫療及心理援助。居家養老主要涉及的服務包括養老機構等提供的上門助浴助衛，日間照護，上門醫療，上門康復，家政清潔等。此外，居家養老用戶會購買如移動診療，緊急按鈕等設備，為老人在家生活提供安全及健康保障。居家養老是我國最普遍的模式，目前占比 96%。

目前居家養老花費主要由子女和老人個人收入自費承擔，政府補貼較少，因此基本屬于自費市場。而政府補貼部分一般由各地民政局承擔，但支付的客單價很低，只是保障老人最基本的需求（根據安康通披露數據，政府采購的居家呼叫和援護服務客單價僅為 10~15元/年/人，收費極低）。

案例：南京新百旗下安康通

安康通成立于 1998年，是國內最大的居家養老服務企業，以自有互聯網平臺為入口，通過室內硬件系統、移動智能設備與專業化的家庭服務團隊相鏈接，為家庭成員和助老員轉送實時信息及專家建議，為老人提供居家緊急救助、居家照護、健康管理等服務。

安康通屬于養老服務平臺型企業。其核心基礎業務是自營居家呼叫中心，由安康通提供居家通訊設備，可提供一鍵緊急呼救功能。由于該核心業務使用場景有限，服務頻次低，后續也發展出日常家電維修、代購商品、預訂出租車以及查詢天氣等生活服務項目，這些服務項目都由第三方合作機構提供，可以更大限度滿足老年人復雜而瑣碎的需求，提升粘性。

安康通收入主要包括服務費，平臺開發費。服務費包括信息服務費、援助服務費和健康管理服務收入，其中信息服務主要是通過安康通設備為老人提供的咨詢、查詢、代購、家政、維修等服務；救援服務主要是安康通提供的日間照料、助餐、助潔、助浴、心理疏導等服務；健康管理主要是電話醫生服務。平臺建設是為政府部門建設各類養老服務平臺的收入。費用收取對象主要是政府部門、企業和個人。

4.2、社區養老：負擔低、專業化、響應快的養老模式

社區養老以家庭為主要生活場所，在社區建設養老服務中心，通過提供店內床位及專業護理、便利藥品及設備銷售、就近換藥、康復訓練及緊急救助，上門提供醫療、護理、養老餐、助浴、心理疏導等獲得盈利。一方面社區養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滿足老人醫療及護理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老人在需求得到滿足的同時仍與家人同住，最符合我國孝道傳統需要，也可以減輕老人負擔。目前這種模式在我國占比為 1%，是受政策鼓勵支持的發展方向。

案例：鳳凰股份

鳳凰股份專注于房地產開發及銷售，以各類商品住宅，包括中高層住宅、低密度的多層住宅與別墅銷售為主，擁有國家一級房地產開發資質。公司旗下健康養老地產項目鳳凰怡然居主要為花園洋房和低層建筑產品, 項目占地283畝，建筑面積約17.2萬平方米，通過配備活動中心、康復養老中心，與南京愛樂思健康合作，實現康復醫院、護理院、養老院、社區機構服務項目的覆蓋。

鳳凰股份以原有房地產業務配套養老設施為基礎，實現養老服務走進社區。主要收入為服務費，床位費等。其中服務費包括店內服務及就近上門服務；床位費一般按年、按房間類型收取。

4.3、機構養老：目前高端機構盈利模式較為清晰

機構養老是指為老人提供專門生活場所，如養老院、福利院和敬老院等，并提供日間照料、醫療護理、康復鍛煉、老年社交等服務。我國機構養老以公辦為主，民辦為輔。民辦又分為高端和中低端。目前這種模式在我國占比較低，而在歐美發達國家較為普遍。

案例：宜華健康親和源

親和源養老成立于 2008年，目前在上海、浙江、遼寧、山東和江西等地有 9個養老園區。親和源以宜老化養老社區為依托，通過會員制入住模式，為老年人提供秘書式生活照料、醫療護理及社交娛樂服務。

親和源收入主要分為會員費和服務費。按照床位可轉讓與不可轉讓，親和源將會員卡分為 A卡和 B卡，另外，按照大、中、小的戶型區別，兩種會員卡有不同等級的收費：A卡根據戶型的不同收取不同的年份，另外再收取一次性會員費；B卡根據戶型不同收取不同會員費，再每年收取一定年費。除會員收入，后續服務也分免費和自費兩種。

收取到的會員費、服務費，親和源一方面用于現有項目運營團隊的投入，一方面用于新項目的開發，從而實現項目的不斷拓展和完善。

4.4、醫養結合：各項養老模式的關鍵支持

醫養結合指的是將醫療資源和養老資源有機結合，在保證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依的同時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正如《中國老齡事業“十二五”規劃》中指出“在規劃、完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和社會養老服務體系中，加強老年護理院和康復醫療機構建設”。

案例：湖南發展

2014年，湖南發展出資1.1億元與周江林先生共同設立湖南發展康年公司。同年 12 月，湖南發展康年公司間接控制湘雅博愛康復醫院。在發展初期，湘雅博愛康復醫院通過與湖南湘雅醫院合作及承接政府購買等方式解決病源較少的問題，并通過租賃等輕資產模式，快速回收成本。目前院內科室包括脊髓損傷康復科、神經康復科、骨關節康復科等。由于輕資產模式建設成本較低，“湘雅模式”實現在省內的復制推廣。2016 年，常德博愛康復醫院及武漢僑亞博愛康復醫院成立。截止目前，湖南發展康年公司旗下開業連鎖康復機構數量達到 5家，其中三級康復專科醫院2所，二級康復專科醫院3所，總床位規模已達1200余張。

報告來源：光大證券（分析師：林小偉/梁東旭）

編輯：沃巴查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