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碳中和的背景與前景

1、大勢所趨：《巴黎協定》之下的碳中和承諾

近年來，氣候問題引發的自然災害愈發密集，對全球生態與人類經濟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控制溫 室氣體排放、綠色可持續已成為當今全球主要國家的重點發展方向之一，亦成為中長期全球能源結構轉型、 科技綠色創新的核心驅動力。繼 1992 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7 年的《京都協議》后，2015 年《巴黎協定》簽訂，為 2020 年后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做出了安排。根據《巴黎協定》，全球將致力于 在 2050 年實現 CO2的凈零排放（即碳中和），以努力將全球變暖控制在 1.5℃以內。截至 2023 年 7 月，已 有 198 個國家或地區成為《巴黎協定》的締約國1，其中，已有 97 個國家或地區承諾了碳中和（26 個國家 或地區已立法，54 個國家或地區寫入了政策性文件，17 個國家或地區進行了政策宣誓）。

所謂碳中和，即在特定時期內使全球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與消除量相等。溫室氣體能夠吸收紅外輻射， 并通過逆輻射返回地球表面，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溫室效應，在平衡狀態下，適度的溫室效應能夠使地球維 持物種宜居的溫度。然而，由于人類工業革命后大規模開發利用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二氧化 碳排放量大幅增加，最終使得大氣中的碳循環失衡，短時間內溫室效應過度，全球變暖，并由此產生了一 系列負面影響。據 IPCC，2011~2020 年 10 年間，地球表面升溫幅度較 1850~1900 年的 50 年間高 1.1℃，其 中，陸地溫度升幅高 1.29℃，海洋溫度高 0.88℃2，簡言之，過去 10 年全球升溫的幅度超過 1850~1900 年 50 年的升幅，生態系統的適應時間明顯不足。

我們這里所說的溫室氣體主要包括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等，其中，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組成 部分，其他溫室氣體也能夠折算成二氧化碳當量。而碳中和的核心思路，即旨在逐步重塑全球碳平衡。

我國于 2016 年 4 月正式簽署《巴黎協定》，2020 年 9 月，宣布將致力于實現“雙碳”目標，力爭于 2030 年前碳達峰，并爭取在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作為全球碳排放量首位的國家，我國明確碳中和實現路徑， 對于全球氣候治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同時，作為全球制造大國，“雙碳”目標的提出也意味著全球綠色 轉型新時代來臨，其間充滿了困難與挑戰，但也蘊含著機遇與中長期投資機會。

2、全球碳排放： “達峰”途中，尚有缺口

如今碳中和已成為全球大勢，為探明全球實現碳中和的途徑以及其中的市場影響，我們首先需要明確 兩個問題，一是，全球距離碳中和（凈零排放）還有“多遠”？二是，全球碳排放主要來自哪里？

2.1 全球碳排放邊際改善，但仍未“達峰”

距離《巴黎協定》生效已有 7 年，全球主要國家均已開始布局碳中和，從邊際變化看，全球碳排放近 年來確有放緩之勢，然而，就全球維度看，仍未“達峰”，溫室氣體排放仍處于上升階段。據 GCP 統計， 經歷了 2020 年的疫情沖擊之后，2021 年全球 CO2 排放再度反彈至 37.12Gt，重歸上行通道，人均碳排放量 亦回升至 4.74t的高位。

此外，在經歷了疫情后的全球復蘇與俄烏沖突引發的能源危機后，2050 年實現凈零排放的壓力進一步 加劇，全球各國愈發重視能源安全，因此增加了對于傳統能源的投資，為全球減碳增加了阻力。據 IEA 的 統計，雖然對于清潔能源的投資穩步上升，但自 2021 年起，對傳統化石能源的投資出現反彈，2023 年對于 石油與天然氣的投資預計將增長 7%，從結構上看，雖然僅有少數中東大型國家石油公司增加了投資規模， 但 2023 年化石燃料投資將增長到凈零排放計劃中 2030 年所需水平的兩倍以上，為全球實現碳中和帶來壓力。與此同時，IRENA 在《World Energy Transitions Outlook 2023》報告中指出3，雖然 2022 年可再生能源 發電量大幅增加，但對傳統化石能源的補貼也創了歷史新高，在能源轉型技術投資中，對傳統燃料的投資 幾乎是可再生能源投資的兩倍，出現了能源轉型投資的“偏向”。

截至目前，想要達成全球 2050 碳中和目標仍面臨較大挑戰，全球碳排放較《巴黎協定》“將全球變暖 控制在 1.5℃以內”目標要求的總排放量仍有較大缺口。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簡稱 UNEP）測算4，若維持當前政策不變，預計至 2100 年全球可能會變暖 2.8℃（66%的概率），遠超《巴 黎協定》目標水平，即使在最樂觀的情形下，所有締約國按照承諾完成國家自主貢獻目標（NDCs），疊加 額外的凈零承諾，全球將變暖 1.8℃。若想要將變暖控制在 1.5℃以內，現行政策至 2030 年會有 250 億噸二 氧化碳當量缺口，全球需要削減 45%的溫室氣體排放，若控制在 2℃以內，則需要削減 30%的溫室氣體排放。 因此，只要全球氣候治理趨勢不改，各國大概率會在中長期范圍內更加積極的推進碳中和進程。

2.2 我國碳排放總量居全球之首，能源活動為全球最主要排放源

根據 GCP 最新數據，2021 年，全球碳排放總量前五的國家分別為：中國（30.80%）、美國（13.49%）、 印度（7.30%）、俄羅斯（4.73%）、日本（2.88%）（“（）”中為相應國家在全球碳排放總額中的占比），共計 約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 60%，而前十的國家共計約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 70%。

此外，由于處于不同發展階段、要素稟賦差異等原因，全球主要國家的碳中和進程存在明顯差異。美 英等率先完成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多已實現碳達峰，開始向第二階段的碳中和邁進，且多已將高污染、高排 放產業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因此主要以綠色技術替代為主。而我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仍在走向碳達峰 的過程中，需要兼顧增長與綠色轉型，因此需要完成的減碳任務較重。沙特、伊朗等中東國家本身的經濟 結構天然具有較高的碳排放需求，實現碳中和面臨艱巨困難，然而持續高溫等極端天氣同樣對其造成了嚴 重影響，中東國家已開始積極推進綠色轉型，重點發展光伏、風電等可再生清潔能源。

分部門看，全球碳排放主要源自能源活動。據 Climate Watch 最新統計數據，2020 年，能源活動碳排放 總量占全球總排放量的 74.66%，農業活動、工業活動、廢物處理、土地利用變化及林業分別占 12.34%、6.58%、 3.48%、2.93%。其中，能源活動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自發電和供熱，占能源排放量的 42.79%，占整體排放 的 31.95%，其次是交通運輸，分別占能源排放量與整體排放量的 20.54%、15.34%，此外制造業/施工也占 較大比重，分別占能源排放量與整體排放量的 17.54%、13.10%。全球碳排放來源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未來 減碳的方向，因此，也指明了對全球市場的影響與行業投資機會。

3、我國的碳中和之路：現狀與挑戰

3.1 需求未達峰，發電供熱、制造業用能及工業活動排放占比高

我國當前為全球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并且仍未達峰，處于上行通道中。從 結構上看，我國能源活動、發電與供熱、制造業用能、工業活動排放量占比較高，農業、廢物處理占比較 低，土地利用與林業的凈排放已進入負值，開始呈現“碳吸收”作用。首先，能源活動同樣也是我國碳排 放的主要來源，據 Climate Watch 統計，2020 年我國能源活動總計排放 108.19 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在我國排 放總量中占 87.99%。

其中，發電與供熱總計排放 57.14 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占能源排放總量的 52.82%，占 整體排放量的 46.47%。由于我國發電與供熱仍以煤炭作為主要供能來源，因此碳排放量占比同樣高于全球 平均水平（2020 年為 31.95%）。其次，作為制造業大國，2020 年我國制造業/施工用能排放 28.99 億噸二氧 化碳當量，占總排放量的 23.58%。工業活動排放 12.61 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占比達 10.25%，同樣高于全球 平均水平（2020 年為 6.58%左右）。

在我國的“3060”雙碳目標中，雖碳達峰實現時間較全球晚了 10 年，但我國經濟增速本身處于較高水 平，能源需求尚未達峰，雖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居前，但 2021 年人均碳排放量為 8.12 噸，僅為全球第 26。 由此，在“雙碳”的中長期目標之下，我國同時需要兼顧增長與發展，繼續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因此，面 臨的減排任務更加艱巨。

3.2 區域不均衡，減排的經濟壓力與跨區域電力調度面臨挑戰

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省發展現狀與產業結構存在差異，因此在我國走向碳中和的過程中，面臨著由 區域不均衡帶來的挑戰。首先，全國各省份的經濟結構存在差異，在低碳轉型中面臨不同的社會經濟壓力。 碳排放總量較高的地區，未來的減排及轉型同樣面臨較大壓力，而從 CEADs 最新公布數據看（2019 年）， 我國碳排放總量前 5 的省份分別為：山東、河北、江蘇、內蒙古、廣東。此外，我們用每萬元 GDP 產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來衡量各省的碳排放強度，同樣基于 2019 年數據可以發現，我國碳排放前 5 的省份分別為： 寧夏、內蒙、新疆、山西、河北。以上地區由于地理、稟賦、歷史等原因，產業結構相對單一，高耗能產 業鏈的發展較為成熟，其居民就業、經濟增長與財政收入對于電力供熱、高耗能工業、畜牧業等依賴程度 高，因此在低碳轉型中面臨較大阻力，更加需要政策面的區域協調與支持。

其次，全國各省可再生能源稟賦存在明顯差異，在清潔能源替代方面的潛力不同，同時區域間供給與 需求的錯配亦十分明顯，電網跨區域配送仍然存在技術上的約束。正如前文所述，發電與供熱為我國碳排 放的最主要來源，而我國供電結構以煤炭為主要能源來源，因此，可再生能源替代傳統化石能源發電是實 現減排的重要途徑之一。但分別就水電、風電、光伏而言，雖然均具備清潔可再生的特性，但同時也在供 電穩定性、資源分布不均等方面存在短板。

（1）水電方面，滇貴川為我國主要水電供應省份，同時也是電力凈輸出省份，在我國“西電東送”任 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根據 2021 年數據，水電在云南與四川的發電總量中占比超 80%，然而其供應 會受到氣候影響，枯水期與豐水期電力供應波動大，來水量直接影響水電供應能力，因此供電穩定性存在 較大波動。例如，2022 年夏季來水特枯導致川滇電力供應嚴重不足，四川政府連續半個月暫停工業用電， 云南省電解鋁企業 9~10 月減產超 100 萬噸，嚴重影響工業生產與民生。 與此同時，當前我國水電資源已經開發過半，剩余地區（主要集中在西藏地區）開發難度較大，建造 成本高，且建設周期較長，近年來有關水電站生態保護的爭議也較為突出。因此，未來水電替代火電的空 間相對有限。

（2）風光發電被視為可再生能源替代的主力，近年來風光發電成本已大幅降低，且未來仍有進一步降 本的空間，有望形成較強驅動力，吸引投資與創新。據 IRENA 最新統計，2020 年全球光伏、陸上風電、海 上風電平準化度電成本分別為，0.06 美元/千瓦時、0.04 美元/千瓦時、0.08 美元/千瓦時，較 2011 年分別降 低 80.41%、52.52%、50.98%，而伴隨著技術進步與規模效應，我國光伏、陸上風電度電成本亦大幅降低， 較 2011 年分別降 50.23%、67.03%，因此，具有巨大的發展前景。

然而，風光能源分布同樣不均衡，我國風能資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北部與東海沿海地區，光能資源主 要分布在西部與北部地區，內蒙、新疆、寧夏、甘肅、山西風光發電量居前，且為我國電力凈輸出省，我 國各地區電力供應與需求存在明顯的錯配（見表 3），即我們常說的“源荷分離”。因此，充分利用可再生能 源替代傳統能源發電必然需要跨區域的電力運輸，這對我國傳統的電網模式形成挑戰，疊加風光發電波動 性同樣較高，伴隨著越來越多的可再生能源電力接入配電網絡，我國輸電網絡結構與效率仍需升級，與之 相關的特高壓運輸、儲能、調峰技術等均有待進一步突破，跨區域跨省輸電利益協調同樣有待優化，以最 終推動實現源網荷儲一體化。

二、碳中和的實現路徑

1、不可忽視的機遇：巨大的市場空間

挑戰與機遇相伴而生，正如我們在第一章中所述，無論是對于我國國內還是全球而言，碳中和均是一 個尚待完成的中長期議題，并且需要政策面與技術面的進一步加力，因此，也帶來了國內國外巨大的市場 空間，為相關創新與投資提供了機遇。 從全球視角看，在走向碳峰的過程中，綠色基礎設施、風光發電產業鏈、低碳產品均具有非常廣闊的 國際市場空間。如前文所述，各國處于碳中和的不同階段，且自身稟賦存在差異，因此在未來致力于實現 凈零排放的過程中擁有不同側重點，而我國基于產業鏈較為完備、成熟，綠色行業具有較強的政策支持， 因此不少產品具有明顯的成本與技術競爭優勢。

例如，我國新能源車出口自 2019 年開始進入同比高增階段，且在今年全球外貿收縮以及去年同期高基 數的不利環境之下，累計同比增速仍然維持在 100%以上的高位，足見其高景氣度。同時，新能源車出口在 我國整體汽車出口中的占比持續提升，彰顯我國新能源車的強大出口競爭力與出口市場空間。此外，此類 產品具有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特點，疊加規模優勢的累積，有望成為我國新的外貿增長點，為我國出口轉 型升級以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渠道。

從國內視角看，我國本身碳排放總量較高，無論是能源結構轉型，還是經濟結構重塑、技術體系變革， 當前均遠未飽和，仍具有較大市場承接規模。例如，據 IRENA 預測，若要致力于完成 1.5℃目標，2050 年 全球能源消費中傳統化石能源將僅占 12%，截至 2020 年該比例為 63%，而我國 2021 年能源消費中傳統化 石能源占比高達 91.5%，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及目標水平，因此，在邁向碳中和的過程中具有較大的電氣 化空間，全社會用電、發電總量均會有較大增長。

此外，IRENA 預測，2050 年電力消費中，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將達到 91%，而 2020 年該比例僅為 28%。就我國電力結構而言，2021 年可再生能源發電占比約為 27.7%，雖基本持平于全球平均水平，但距離最終 的目標水平仍有空間，因此在全面電氣化的過程中風光發電占比亦將進一步提升，實現規模與滲透率的雙 維度增長。由于我國碳排放量在全球碳排放中占較大比例，因此，在全球碳中和大勢之中我們將致力于向 目標水平靠攏，因此具有巨大的“可為”空間。在“以綠色可持續替代傳統高排放”的全球主旋律之下，作為全球制造大國，雖然我國高耗能行業面 臨約束進而掣肘經濟增長，但新的增長點有望帶來結構轉型與新機遇，綠色技術發展在巨大的國內國外市 場規模賦能之下具有十分可觀的潛在收益，亦是較明確的中長期投資主題。

2、如何實現碳中和？

從碳中和本身的定義出發，實現碳中和主要有兩條核心思路，一是控制碳排放，二是增加碳吸收（即 負碳排放）。我國目前的實現碳中和的思路是以減少碳排放為主，增加碳吸收為輔，實現可持續發展。

2.1 增加碳吸收：存在爭議的碳匯路徑與成本高昂的 CCUS

碳吸收一般有兩條路徑，分別為生物固碳與技術固碳。其中，生物固碳與碳匯概念類似，即指依靠樹木、森林的光合作用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并將其固定 在植物及土壤當中，從而降低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梢娚锕烫寂c植樹造林、濕地保護等環保活動息 息相關，因此會受到土地資源與養護成本的限制，同時，有研究指出，生態系統中的碳處于循環狀態，從 長期看其排放與吸收的總量相等，因此對于實現碳中和的作用很可能微乎其微，因此通過碳匯路徑實現碳 中和目前存在爭議。

技術固碳一般指碳捕集、利用與封存（即 CCUS）技術。通過人工技術捕獲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并將其進 行壓縮封存（地質封存或海底封存），或將捕獲的碳進行提純后進行資源化再利用（工業利用如用作干冰制 冷、保護氣體等，或化學利用如替代石油作為化工原料用以生產可降解塑料聚合物、碳纖維等）。通過技術 固碳助力實現碳中和的前景可觀，特別是其資源化再利用有望形成新的增長點。然而，成本制約同樣明顯， 無論是碳捕獲還是管道運輸抑或是最終進行封存，現有技術水平之下成本均十分高昂，因此，使得 CCUS 目前難以得到廣泛應用。

2.2 減少碳排放：替代、轉型與重塑

如前文所述，我國減排規模較大，要想實現碳中和，需要整個能源體系、經濟結構的系統性轉變。接 下來，我們將分別從供能、工業、交通、農業這些碳排放占比居前的領域討論我國減少碳排放的路徑。

2.2.1 供能：提高能效、電氣化與可再生能源替代

能源活動是我國碳排放的首要來源，因此，也是碳減排的核心領域。其中，傳統化石能源燃燒發電供 熱是產生二氧化碳的“重災區”，對此，提高能效與電氣化是推動減排的關鍵手段。 一方面，提高化石能源的利用效率，能夠在單位化石能源消耗中產出更多的電與熱，進而降低碳排放 強度，有效減緩減排過程中對于經濟整體增長的沖擊，主要方式包括清潔燃燒、節能控制等，但也需注意， 提高能效僅具有緩解碳排放的邊際影響，并不足以作為能源活動減排的主要方式。 另一方面，通過電氣化降低化石燃料直接燃燒供能。

在我國的供能體系中，電力占比遠低于傳統化石 能源，而電力相對于化石燃料供能更加清潔。在經濟轉型增長的過程中，我國人均能源消耗進一 步上升不可避免（區域間、城鄉發展仍不均衡），而提高工業、交通等終端電氣化水平，是實現兼顧增長與 碳中和目標的核心所在。 此外，提高電氣化的同時，增加電力生產中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替代化石能源。電力生產同樣需要消 耗化石能源，我國的供電結構當前也主要以火電為主。在過去 10 年間，全球與我國的風光發電 成本大幅降低，已成為替代火電的可行方式，后續通過進一步降本以及滲透率提高，有 望成為降低能源活動碳排放的主力，與此同時，電力系統全面升級與重塑的重要性將日益突出。

2.2.2 工業：供熱替代與生產工藝革新

如前所述，我國的工業活動碳排放占比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主因水泥、鋼鐵、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 行業在國民經濟中仍占據較大比例。其中，水泥、鋼鐵為應用廣泛的基建原料，碳排放總量規模較大，化 工雖碳排放總量占比僅不足 5%，但其排放強度大。 具體而言，工業生產活動的碳排放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生產中用化石燃料燃燒進行加熱而產生的碳 排放，如鋼鐵生產中煉焦、煉鐵等工序通過燃煤達到生產溫度而產生的碳排放等。二是，工業活動中的“過 程排放”。如水泥生產中的原料石灰石煅燒產生的碳排放（占水泥碳排放總量的 60%）、煤化工生產甲醇的 過程中原料煤與空氣反應產生的碳排放、高爐煉鐵過程中用煤充當還原劑產生的碳排放等。

由此可見，工業活動減少碳排放更加復雜，除了在供能環節中提高能效、運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燃燒供熱外，還需通過技術革新與生產工藝優化，在保證使用性能的前提下尋找石灰石、煤還原劑等原 材料替代，涉及整個工序、全生產鏈的革新，這在技術上的難度不容小覷。

2.2.3 交通：燃料替代與出行方式轉變

交通運輸在當今社會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并且在可見的未來，全球對于交運服務 的需求仍將持續增長。由于交通運輸主要依賴化石燃料作為能源，因此，面臨的減排壓力也將日益增長。 其中，公路運輸與鐵路運輸的電氣化是當前技術趨勢之下較易持續推進的減碳方式。隨著我國鋰電池生產 技術不斷突破，電池密度、安全性持續提升，成本大幅下行，全國電動車滲透率快速升高，并且在出口方 面表現亮眼。隨著后續充電樁建設持續推進，續航里程與充電效率進一步提升，公路貨 運、客運中電動車對于傳統油車的替代空間將進一步釋放，由此，公路運輸的電氣化“正在路上”。與此同 時，我國高鐵技術處于世界領先水平，隨著多年以來的高鐵線路建設覆蓋面愈發廣闊，未來有望在鐵路運 輸電氣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助力減碳。航空運輸與船運目前的燃料替代仍然存在較大技術難度，清潔能 源的能效、經濟性問題仍有待突破。

此外，共享出行、公共出行比例提升亦是交通減碳的重要方式，而通過這一出行方式轉變渠道進行碳 減排需要進一步提升大數據配置與智能化水平，優化城市交通規劃與布局。

2.2.4 農業：技術優化與循環再利用

農業碳排放主要來源于畜牧業與糧食生產?？赡艿臏p碳方式主要有以下 3 點：（1）種植與養殖技術優 化，提升單位能耗農產品產量；（2）節能與可再生能源替代；（3）廢棄物（如秸稈）循環再利用。綜合而 言，雖然農業活動碳排放占比同樣居前，但我們認為當前農業的減碳空間十分有限，在如今的國際環境下，糧食安全的重要性與日劇增，改良種植技術與生產工藝更多還是集中在能源替代等方面，產量目標不可放 松，其次，市場上提及的通過改變飲食結構減少畜牧業產生的碳排放（主要是牲畜“腸發酵”產生的甲烷） 的可行性同樣不高，飲食習慣與結構是長期形成的，且當代人對于蛋白質攝入的關注度日益提升，整體減 少肉類消費的概率較低。

三、基于碳中和的投資策略

1、關注“從 0 到 1” ，布局 “從 1 到 100”

我們需要明確，碳中和是一個中長期主題，諸如 CCUS、化工生產工藝再造、生物質能替代等均仍未實 現經濟性、產業化的技術突破，因此，短期內可能會階段性的形成熱門概念，但距離業績兌現尚遠。而交 運電氣化、可再生能源替代已經是產業化落地 “進行時”，雖然在前期股價持續高增與全球結束寬松后， 相關板塊出現了明顯回調，部分行業的業績支撐使得估值性價比凸顯。

綜合而言，我們認為碳中和主題之下的投資邏輯應為：關注“從 0 到 1”，布局 “從 1 到 100”。結合 前文所述，在全球碳中和趨勢之下，巨大的減碳空間與市場規模意味著 CCUS 等關鍵技術的突破將觸發新 的“藍海”，但其技術發展同時具有較大不確定性，研發周期、研發成本、研發成功率等均不明確，因此， 對相關技術進展保持關注與跟蹤相對較優。而對于已經開始兌現業績并且擁有中長期業績確定性的行業， 建議擇機布局，一方面把握中長期機會，另一方面注意估值的合理性與性價比。

具體而言，我們相對看好以下行業板塊： （1）新能源汽車 無論是國內市場還是全球市場，新能源汽車均具有可觀的增長規模，而我國的新能源汽車技術居于世 界前列，有望在全球交運電氣化中收益。同時，我國人均汽車保有量仍有上行空間，伴隨續航里程提升與成本持續下行，新能源汽車的應用規模有望進一步擴大，同時，相對于油車的性價比抬升，疊加雙碳目標 下的政策支持，中長期景氣度有望維持高位。

（2）風電光伏 由前文論述可知，可再生能源替代為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重中之重，一方面電氣化將提升全社會整體用 電規模，另一方面，風光發電的成本大幅下行使得其得以充當能源替代的主力。與此同時，由于全球可再 生能源技術突破主要集中在中國、美國與歐盟（IRENA,2022），因此，光伏等產品及技術具有廣闊的國際市 場空間，在估值調整之后投資價值凸顯。

（3）儲能 伴隨著可再生能源替代出現在“走向碳中和”的方方面面，儲能板塊的吸引力相伴而生。不穩定性是 可再生能源發電面臨的主要短板，且我國存在明顯的用電供需錯配的情況，需要進行跨區域運輸，而儲能 能夠提高風光消納，使可再生能源變得“可調節”，因此，儲能是電氣化、可再生能源替代趨勢之下較為確 定的方向。

（4）新材料 在碳中和的過程中，新材料替代帶來的投資價值同樣突出。一方面，傳統化石能源使用受限將使得下 游塑料、化纖等產品出現較強替代需求。另一方面，生物基高分子材料屬于“環境友好”的可降解材料， 是完全符合減排要求的替代材料。而其中的聚乳酸（PLA）等已開始進入量產階段，業績釋放在即。 此外，隨著碳交易市場的逐步完善與成熟，涉及新能源車、新材料等“綠色”產品的企業有望在碳交 易中通過出售碳排放權獲得額外收益。

2、反向思維：把握高耗能龍頭的周期性機遇

碳中和轉型并非一簇而就，且自 2022 年以來我們見證了投資不足、供給受限、需求激增共同作用之下 全球能源短缺帶來的商品價格高增，煤炭等能源板塊的利潤水平也出現了明顯抬升。在碳中和的進程中， 降低傳統能源供能占比以及限制高耗能行業或將使得新增產能受限，市場份額進一步向資金與技術實力較 為雄厚的龍頭集中，進而使其能夠在周期性供給受限中增厚利潤，提升表現，建議結合全球經濟周期把握 煤炭、化工、鋼鐵等板塊機會。

 

編輯：520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