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宏觀經濟脈絡回顧

2014年消費超預期回落帶動經濟下行，因此2014年Q4日本推遲消費稅加征，貨幣政策進一步加碼。

從政策層面看，2013年至2024年9月日本近12年歷任三位首相，執政黨皆為自民黨，政局總體穩定。安倍內閣時期日本以貨幣政策為主要抓手，財政前期也有加碼，疫情期間多以財政發力為主，菅義偉內閣時期因疫情應對不力在任時間較短，岸田文雄內閣時期，在疫后伴隨輸入性通脹壓力等，貨幣政策逐漸向正常化回歸。 從經濟層面看，政策刺激往往在短期效果明顯，中長期看內生性動力未明顯修復，企業更多是受益外部增長帶來的回報。

2012年底安倍晉三再度擔任首相，力圖解決日本經濟低迷、長期通縮的困境，“三支箭”以貨幣政策為主要抓手，但初期貨幣財政均有發力。20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陷入長期低迷，1990年至2012年日本GDP同比均值1.26%，CPI同比均值僅0.38%，90年代末期日本逐漸從“三項過剩”轉向“三低”即低增長、低通脹及低利率。2013年起安倍晉三推出“三支箭”，以超寬松的貨幣政策為主要抓手、財政政策前期也有發力，同時伴以結構性改革，力圖解決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困境。

第一支箭為寬松的貨幣政策，包含量化和質化寬松（增加M0、增加資產購買的期限和種類），以期促進日元貶值和走出通縮。超寬松貨幣政策包括不限期量化寬松和質化寬松，起初量化寬松主要包括增加基礎貨幣供應（年增60至70萬億日元，規模相當于日本2013年GDP的13%，并在2014年決定增加至每年80萬億日元）；質化寬松方面，持有的國債到期期限約從3年放寬至7年，并宣布40年期國債品種也將納入購買計劃，另外增加ETF和房地產投資基金購買，ETF每年購買1萬億日元（規模約占2013年東京證券交易所市值的0.2%，2014年決定增至每年3萬億日元，2016年決定增至每年6萬億日元）。

第二支箭是靈活的財政政策，短期通過增加財政預算、拉動公共投資的方式提振經濟，但長期仍想解決財政收支失衡的問題。從財政政策上看，安倍內閣上任伊始也適當提高了財政支出，利用公共投資刺激經濟，2013年日本政府推出約38.8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其中財政資金15.8萬億日元，相當于日本2013年GDP的3.1%），用于東日本大地震災后重建和公路橋梁維修翻新等。遠期來看，安倍內閣則仍致力于擺脫財政困局實現財政重建，支出端對財政手段使用相對克制，在收入端通過增發國債并壓低利率補充財政收入，并且提升了消費稅率，但為了提振投資需求對企業部門稅收進行了一定減免。

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聚焦于結構性改革，旨在促進科技創新、扶持中小微、提升勞動參與率、強化國際貿易等。增長戰略意在從供給端促進經濟長期發展，主要包括產業再生、戰略性新市場創建和國際拓展計劃。產業復興計劃側重產業改革、人才科技改革、提升信息化水平等；戰略性新市場創建聚焦于醫療健康、清潔經濟的能源、安全便利的新一代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開辟新的增長空間；國際拓展計劃則致力于提升國內對外資人才技術吸引力，向外推動日本企業占領更多海外市場份額。

2014年消費超預期回落帶動經濟下行，因此2014年Q4日本推遲消費稅加征，貨幣政策進一步加碼。2014年隨著消費稅提升，居民消費大幅下行帶動私人部門需求整體回落，2014年10月日本央行決定實施補充量化寬松政策，加大基礎貨幣投放和購債等措施力度，對預期結果形成改善，同時消費稅加征計劃也宣布推遲以避免產生進一步的抑制效應。由于日本老齡化加劇，勞動力供給不足，加之有提升民意支持率的目的，2015年9月安倍又提出“新三支箭”，主要針對老齡化問題加強應對，但缺乏具體實現舉措，影響有限。2016年1月日本央行貨幣政策進一步加碼，推行負利率來促進商業銀行發放貸款，刺激經濟。

總體來看，“安倍經濟學”對經濟的實際提振效果有限，2013年實際GDP同比有較大增長，但拉長周期來看，2012-2019年日本GDP的CAGR為0.93%，弱于上輪景氣擴大期（2000-2007）CAGR的1.26%。但安倍經濟學在2013年顯著提振了預期，帶動經濟快速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和2011年大地震的陰影，另一方面日元貶值、出海擴張延續明顯增厚了企業端的業績，因此結構上呈現微觀好宏觀差。

2020年8月安倍內閣辭職，9月菅義偉內閣上臺，疫情沖擊背景下日本重啟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助力經濟復蘇。2020年初日本還未從消費稅加征陰影中走出來，便又遇全球疫情沖擊，內外需雙回落。2020年上半年歐洲美國先后開啟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日本也加大了資產購買和企業救助，下半年全球疫情沖擊期的緩和，日本內外需均出現改善，2020年9月菅義偉上任后總體繼承了安倍的宏觀政策思路，大規模政策刺激疊加海外寬松共振，日本經濟實現修復。

2021年下半年新冠疫情變種再度沖擊日本經濟，岸田文雄內閣上臺，同時期海外寬松政策力度逐漸退坡包括中國需求回落等影響，日本經濟再度下滑，輸入性通脹的壓力也開始逐步顯現。2021年下半年日本疫情再起，在此背景下的東京奧運會也未能對經濟帶來實質性提振，菅義偉內閣因疫情應對不力辭職。2021年10月岸田文雄擔任首相，11月推出78.9萬億日元刺激計劃，但也僅有階段性企穩的效果，核心在于外需的回落（外部刺激政策力度退坡，半導體短缺導致日本重要的電子類產品供應鏈受阻也是重要原因）。2022年俄烏沖突下大宗商品漲價，日本輸入性通脹壓力顯現，名義GDP與實際GDP背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