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處于怎樣的環境中？

中國經濟處于國內外雙重變局下的壓力疊加期。

1.世界百年變局下，我國面臨較嚴峻的國際環境

過去很長一 段時間， 許多經濟體在全球 化浪潮中 獲得產 業鏈分工下 的發展機 遇，實 現了經濟快 速發展。特別是在 1986—2008 年期間的“超級全球化”階段，全球貿易和投資實現飛速增長，許多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在承接全球范圍內的產業轉移中獲得發展機會。中國是抓住全球化紅利的 典型代表，對外貿易快速發展，尤其是在 2001 年加入 WTO 以后，我國貿易占 GDP 的比重一度提 升至 2008 年的 55.5%，較改革開放初期不足 10%的水平大幅提升。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切入全球 中低端制造領域的生產加工環節，并橫向、縱向逐步壯大本土工業體系，發展成為“世界工廠”。 當前全球化步伐已 顯著放緩，全球經貿活動明顯 收縮。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化進程開始 走弱。最初，更多是由于危機的爆發和快速傳播造成金融系統癱瘓、實體經濟運行停擺、需求端銳 減，導致國際經貿往來停滯。但隨后，各國意識到危機的爆發與過去全球化進程中伴隨產生的分配 矛盾、治理赤字、安全外部性等問題息息相關，保護主義思潮逐漸開始興起。2016 年，英國脫歐、 美國特朗普勝選預熱“美國優先”政策傾向等事件，掀起了一波“去全球化”的浪潮。近年來，大 國博弈下的貿易戰、科技競爭升溫，疊加新冠疫情、俄烏沖突、中東局勢下的供應鏈斷鏈風險進一 步催化了“區域化”“碎片化”趨勢。從數據可以清楚看到近幾年全球經貿活動正遭受嚴重阻礙。 根據社科院的世界開放指數，2008 年以后世界開放程度明顯下行，2016 年更是出現斷崖式下降。 全球 FDI 凈流入占 GDP 比重自 2008 年以后迅速下滑，商品貿易占 GDP 的比重自 2016 年以后也 出現明顯下行趨勢。

具體來看， 當下我們 面臨的 最嚴峻的國 際變局來 自全球 地緣形勢以 及全球經 貿政策 兩大維度的 高度不確定性。 一方面，全 球地緣風 險攀升 ，安全形勢 不確定性 加劇， 全球經貿活 動隨時面 臨局部 中斷沖擊。 自 2022 年以來全球地緣政治風險指數動蕩攀升，目前已達到近 15 年來最高水平。烏克蘭危機長期 膠著，中東地區沖突不斷，許多國家在強化軍事部署，無不釋放出全球安全形勢嚴峻的信號，且這 些沖突存在嚴重的外溢效應。例如俄烏沖突下，黑海航運、摩爾多瓦德左地區、波羅的海北約東翼 的軍事摩擦對周邊國家和地區帶來較高的被卷入風險；北溪管道等能源運輸基礎設施遭受破壞一度 導致能源供給中斷和價格暴漲；糧食、化肥以及鎳、氖、鈦、鈀等金屬與工業原材料的斷供導致進 口國不得不尋找替代來源；俄羅斯的對外貿易“向東轉”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改寫了全球貿易網絡 版圖。全球軍費支出正處于新一輪的快速增長之中，已連續 10 年上揚，累計漲幅高達 37%，占 GDP 比重也已上升至 2.5%。據統計，全球超 100 個國家及地區在 2024 年增加了軍費開支。僅看 2024 年，全球軍費已高達 2.72 萬億美元，同比增長 9.4%，為冷戰結束以來最大年度增幅。上述現象反 映出全球治理體系 的失效，究 其根本，是美國相對實 力下降 ，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 意愿和 能力不足， 導致金德伯格陷阱問題在地緣政治層面加速演進。

另一方面， 近年來的 逆全球 化思潮對全 球經濟發 展帶來 高度不確定 性和阻礙 。這以美國近期的 保護主義為最典型代表，且特朗普再次上臺后更是有所加劇。其中，關稅政策是最主要的體現，特 朗普將“對等關稅”作為談判籌碼，在全球層面造成大范圍的躁動，各國外貿企業在恐慌下“搶出 口”，美國廠商則趕在關稅落地前“搶進口”補庫，同時各國企業不敢輕易做出戰略決策，更多選 擇觀望。這一點在數據層面得以充分體現，2024 年底以來，美國政策不確定性指數飆升，尤其是貿 易政策方面更是達到空前水平。從我國來看，美國對華關稅已提升至 55%（包括 10%的對等關稅 +20%的芬太尼關稅+2018、2019 年的 25%關稅），部分商品面臨更高關稅。且美國對許多中國曾 經的貿易“中轉渠道”加征關稅，我國面向美國的出口通道被大范圍封堵。同時，美國還在繼續強 化對華科技出口管制，限制雙向投資。

2.中國經濟轉型期，我國內部發展環境承壓

近年來，我 國經濟增 速放緩 ，傳統動能 明顯減弱 ，“要 素投入型” 增長模式 難以為 繼。我國已 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速從 2015—2018 年期間平均 6.9%的水平降至 2020—2024 年的 4.9%。 傳統“要素投入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其一，傳統人口紅利消失。我國人口老齡化問 題日益嚴重，2021 年以后人口出現負增長，2022 年后邁入中度老齡化階段（60 歲以上人口占比超 過 20%）。其二，資本回報率持續下降。我國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在 2010 年以后持續上升， 反映出資本邊際產出的下降，投資結構亟待優化。其三，土地資源過度開發以及地方債務風險加劇 等情況已不容小覷。上述態勢下，以土地財政為核心的房地產、基建和傳統制造業的增長動能已明 顯減弱。數據顯示，房地產開發投資、商品房銷售面積等指標均在 2021 年后出現斷崖式下降，房地 產產業增加值占比已下降至 2024 年的 6.3%，相關聯的建筑業也基本停留在 6.7%的水平。

未來我國經 濟增長需 要依靠 全要素生產 率提升， 經濟發 展的底層邏 輯正從土 地財政 轉向新質生 產力。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需要經濟可持續中高速增長，這需要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來帶動。 我國正積極推動科技創新，發展新動能，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質生產力。當前，以新產 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核心內容的“三新經濟”正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其增加值規模 在 2024 年達 24.3 萬億元，同比增長 6.7%，增速高于 GDP 現價增速 2.5 個百分點，且其在 GDP 中 的比重也在持續攀升。從產業結構來看，以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為代表的行業在我國 GDP 中占比不斷上升。廣義的數字經濟占比已上升到 2023 年的 42.8%，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 GDP 比重在 2024 年已達到 10%左右。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在 2020—2024 年期間分別年 均增長 7.9%和 8.7%，占規上工業比重分別提升到 34.6%和 16.3%。這些領域的快速增長與傳統房 地產、建筑業的下行趨勢形成了明顯對比。

然而，經濟 動能的轉 型仍處 于“結構調 整陣痛期 ”。短期內，新動能占比依然難以對沖舊動能 下行趨勢。上述“三新經濟”占比雖已上升至我國 GDP 的 18%，但與以房地產和基建為代表的舊 動能在 GDP 中的直接和間接權重相比依然較低。此外，房地產調整周期過長也可能帶來潛在通縮陷 阱風險，或將導致消費和投資意愿低迷，可能會拖累經濟轉型。新質生產力增長對經濟的帶動與房 地產等傳統行業調整的拖累效應之間形成一股較量，影響著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軌跡。 日本曾經在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后經濟陷入持續低迷，科技的停滯導致其錯失互聯網時代的發展 機遇而“失去三十年”。我國當前在一定程度上正面臨著相似的處境，房地產行業深度調整的同時 迎來了以 AI 為引領的新一輪科技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