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行出海歷程及國內券商出海背景分析

一國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與競爭力與該國投資銀行的國際化程度有著密切的聯系。

1、海外投行出海歷程回顧

從海外先進投行的經驗來看，其國際化的歷程既是全球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浪潮下的產物，同時也在 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美元等貨幣的國際化進程，并為其本土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擴張以及產業資本的全球流動提供 了助力。回顧海外先進投行的國際化歷程，其大致可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二十世紀 50~60 年代海外投行國際化擴張啟航。海外投行的國際化歷程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 50、60 年代，戰后全球貿易的不斷恢復以及歐洲和日本經濟 的復蘇和歐洲美元市場的蓬勃發展均為歐美投資銀行的國際化擴張提供了土壤。這一階段歐美的大型投行主要 以當地辦公室的形式存在，且由于金融管制的存在其國際業務范圍較為有限，僅限于在當地市場進行商業票據 發行、股票承銷等少數業務。

2、二十世紀 80 年代海外投行加速國際擴張。到二十世紀 80 年代，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證券行業在本國國內的競爭加劇為海外投行 出海提供了內在動力，而企業跨國投資和跨境貿易的浪潮則為投資銀行國際業務的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這一時期，美國帶頭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于 1975 年 5 月 1 日通過了《有價證券修正法案》，率先廢除了固 定傭金制度，這一天也稱之為美國證券業的“May Day”；而隨著傭金率的降低以及市場競爭的加劇導致行業經紀業務收入大幅縮水，券商不得不調整發展戰略，尋找新的市場需求和利潤來源以抵消經紀業務收入下降的影 響。因此，主要投行一方面開始探索多元化業務，加速向機構業務2和財富管理3等業務轉型，另一方面則開始加 大國際化布局，通過出海的方式拓展收入來源，出海在美國券商中的戰略重要性得到顯著提升。

同時，美、日和西歐諸國均開始拆除金融和貿易壁壘并逐漸帶動其他新興經濟體，全球跨國并購和對外投 資呈現出快速增長態勢，投資銀行的國際業務也開始正式步入高速成長時代。1975 年，美國向海外投資銀行開 放了紐約證券交易所會員席位，為海外投行參與美國市場股票經紀業務提供了條件。1979 年，英國在經常賬戶 的持續順差下取消了外匯管制，并于 1986 年推出了《金融服務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Act of 1986)，大幅度放 松了對金融市場的管制并成立了統一的監管機構對市場進行監管，“金融大爆炸”正式拉開帷幕，英國金融市場 的國際化進程明顯加速。1980 年，日本修訂了《外匯管制法》，允許資本雙向自由流動，標志著日本的資本項目 自由化改革基本完成，日元利率逐步實現市場化定價；同時，日本又批準外國投資銀行在日本設立分支機構開 展某些業務，為外資投行走進來和日資企業和金融機構走出去提供了便利。1981 年，聯邦德國取消了對非本國 居民購買本國債券的限制，海外投行在德國市場的參與度顯著提升。 這一階段在金融和貿易“國際化”和資本市場“機構化”兩大趨勢的交織下歐美的大型投行開始在倫敦、 巴黎、法蘭克福、東京、中國香港、新加坡等主要城市開設分支機構，業務范圍也極大地擴展到了 IPO、兼并收 購、再融資等投行業務，以及交易結算、FICC 等其他業務；同時由于機構投資者交易需求的快速崛起，國際投 行在當地的市場份額也有了極大地提升。

3、二十世紀末以來國際投行全球化經營蔚然成風。1997 年底，世貿組織達成了《全球金融貿易服務協議》，102 個會員國就金融市場開放做出承諾，其中 44 個國家和地區允許外國證券公司在當地設立全資子公司和分行；而在 20 世紀末，隨著科技的持續進步和信息技 術的快速發展，為投資銀行加強國際市場的開拓和管理以及量化交易、做市等新產品和新業務的開創提供了技 術保障。到 21 世紀初，美國、歐洲、日本的大型投行已將業務范圍覆蓋到世界各地，建立了全球化的經營體系； 而其業務體系也逐漸豐富、競爭力不斷增強。截至 2023 年末，高盛、摩根士丹利和野村在海外的收入占比分別 高達 36.6%、24.5%和 39.1%，國際業務已成為其收入的重要來源。

2、我國券商出海背景分析

券商高質量“走出去”對于一流投資銀行建設目標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中國證監會于 2024 年 3 月發布的《關于加強證券公司和公募基金監管加快推進建設一流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的意見（試行）》明確提到， “形成 2 至 3 家具備國際競爭力與市場引領力的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力爭在戰略能力、專業水平、公司治理、 合規風控、人才隊伍、行業文化等方面居于國際前列。”可以說，我國若沒有一批真正具備國際競爭力和市場引 領力的投資銀行，則將既不利于中國本土優秀企業“走出去”登上國際資本市場的舞臺，從而在更廣闊的市場 空間中實現更高效的資源整合并實現自身跨越式的發展；同時也不利于國外投資者進入中國資本市場，從而為 我國企業的長期高質量發展提供資金支持。 參考國際投行的國際歷程，現階段我國證券公司“走出去”既是我國產業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也是證券 行業自身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一方面，當前我國面臨國內產能優勢突出但有效需求不足，而對外則面臨較 高的貿易壁壘，在此背景下實體企業出海節奏明顯加快。根據商務部和國家外匯管理局數據統計，2023 年我國 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 9169.9 億元人民幣，同比+16.7%（折合 1301.3 億美元，同比+11.4%）；年內對外直接投 資企業數達 7913 家，同比+23.1%。而另一方面，在我國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背景下公募傭金改革和“IP O 階段 性收緊”等政策也為我國證券業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在此背景下中資券商可抓住市場發展機遇加快走 出去力度，為我國實體企業的出海提供高質量的金融服務且服務于資本市場雙向開放進程，在提升自身服務實 體經濟和投資者的效能和水平的實踐中實現建設一流投資銀行的宏偉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