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產業結構變遷及政策演變分析

作為產業政策概念的起源地，日 本較早便干預了產業的資源配置。

1.日本產業結構幾多變遷

在內部產業政策及外部貿易摩擦、匯率升值等因素的影響下，戰后日本產業結構出現顯著調整。其結構轉換速度之快、幅度之大 使得日本相比其他經濟體，形成了獨具一格的產業轉型經驗。從形式上看，日本產業結構的變化既包括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之間 的流動，也涉及產業內部各企業之間的資源再分配，這一方面在對內產業的升級上得到體現，另一方面在對外產能的轉移中也有 所反映。而歷經產業的多次轉型，日本最終也在諸多高附加值行業確立了全球領先的地位。

日本產業的轉型遵循以下軌跡：不同產業之間，生產與就業由農業轉向制造業再向服務業遷移；制造業內部，資源首先集中于勞 動密集型的輕工業，后逐漸轉向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再轉移至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的高附加值工業產業。

20世紀40年代中期 - 50年代中期，戰后恢復期，輕工業占主導， 原材料重工業開始發力。

二戰結束前日本產業結構以第一產業為主，無論是就業比例還是 國民收入份額，第一產業均占據相當大的比重。而隨著戰后日本 經濟重建的開啟，產業結構也出現了一定調整。第一產業對于經 濟的支撐逐漸走弱，而第二產業所占比重及其對勞動力的吸納效 應則有所提升。

一方面勞動密集型輕工業主導戰后經濟恢復。二戰導致日本經濟 嚴重受損，工業生產也遭受大規模破壞。為實現戰后經濟復興， 日本將紡織纖維產業視為關鍵。一則該產業自明治時代起便是日 本的基礎產業，也是外匯賺取的重要渠道；二則二戰后和平年代 市場對于以衣物為代表的輕工業品的需求增加；三則從生產端的 角度看，戰爭時期從事軍事工業的企業轉向生產輕工消費品，推 動了勞動密集型輕工業的發展。

另一方面優先將原材料和資金配置到重點行業。鑒于資金、生產 能力、物資等方面的欠缺，日本政府決定以煤炭以及鋼鐵等重點 行業的生產為優先。日本對于原材料重工業的偏重既是為了助力 經濟走出戰后陰霾，也是出于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提升國際地位 的長久考量。

從美日貿易沖突的視角理解日本產業結構的升級

除了日本國內的經濟、政策之外，美日貿易摩擦同樣可以作為日本產業結構轉型的觀察視角。原因在于兩者之間的相關性較強， 美日貿易沖突圍繞的行業沿日本產業結構升級方向而轉變。

戰后日本經濟很長時間都呈現出“外需主導型”的特征，對外出口（尤其是對美國的出口）是其經濟奇跡的重要驅動。但日美之 間的貿易失衡對于美國的產業發展以及就業都構成了一定挑戰，因此自20世紀50年代起美日貿易摩擦不斷升級，歷經多次發酵， 直至90年代中期才有所降溫。每次貿易沖突的模式也都類似，先是部分特定產品對美出口快速增長引發美國制造企業有關傾銷以 及不公平的投訴，后由兩國政府進行談判，最后就價格或數量推出解決方案。鑒于日本出口的優勢產品與支柱產業高度重合，美 日貿易沖突焦點的演變與日本產業的轉型，兩者方向往往呈一致性。通過梳理二戰后美日貿易摩擦的發展歷程，也可側面了解日 本國內的產業結構變遷。

2.產業政策的演變

作為產業政策概念的起源地，日 本較早便干預了產業的資源配置。 廣義角度理解，日本的產業政策 可視為政府采取的關于產業的一 攬子政策的組合，既涉及不同產 業之間的要素協調，也包括產業 內部各企業的合作與競爭引導。 日本的產業政策是整體經濟政策 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政策 目標服務于總體的經濟目標，因 此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需要及海內 外形勢下，產業政策的重點、支 撐理論及手段也有所區別。梳理 二戰后日本的產業政策，可將其 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總體上由 政府主導、大力干預向放松管制、 開放自由逐步轉化。

重建及追趕期1945-1960，政府主導產業保護和扶植

1945-1950，傾斜式生產方式，政府直接計劃調控。

戰后短缺經濟供需矛盾突出。二戰結束后日本經濟及工業生產嚴重受損， 而通脹卻加速上升。人均GDP驟降，1946年生產指數僅為戰前峰值的五 分之一，近25%的國家財富在戰爭期間損失。通脹則飆升至100%-200%的 水平，此外國際貿易也受到聯軍的嚴格限制，外匯儲備及物質資源缺乏。

集中資源向基礎產業傾斜。政府面臨重建經濟的艱難任務，其中煤炭與 鋼鐵這兩類基礎材料行業被視作關鍵，政府試圖恢復并擴大兩者的產能 繼而帶動其他部門的增長。為此，官方確定了“優先生產政策”，集中 將原材料、勞動力和財政資源分配給鋼鐵和煤炭工業。這一時期的產業 政策具有明顯的“計劃性”特點，政府直接調控私營部門的生產活動。 具體而言，官方設立了復興金融金庫(Reconversion Finance Bank) （籌集資金的一個重要方式是直接向日本銀行出售債券），向對恢復煤 炭和鋼鐵生產至關重要的企業提供貸款；同時實施價格補助金制度, 當 消費者價格低于原生產者價格時, 其差額部分由政府負擔。

資源的傾斜促進了重點扶植產業的復蘇。1949 年日本煤炭行業與戰前 相比恢復超八成，鋼鐵則超出了戰前水平。不過政府主導式的產業保護 也產生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一方面政府的資金支持進一步加大通脹壓 力，另一方面國家統制型的政企關系中私營企業也缺乏提高效率的動力。

經濟騰飛期1961-1972，放松進口限制適應自由化，鼓勵企業合并減少過度競爭

經濟高速增長，外匯及貿易自由化逐步推進。上世紀60至70年代是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期，平均增長率超12%。整體工業結構也呈 現出明顯的轉型特點，由農業、輕工業急劇轉向制造業、重工業。在這一鼎盛發展階段，外界對于日本實施外匯、貿易自由化的 呼聲越來越高，日本也認識到放松管制融入國際經濟體系難以避免，于是分別在1960年6月、1967年制定了“貿易外匯自由化大 綱”、開啟“資本自由化”。

穩定增長期1973-1991，宏觀經濟遇拐點，產業政策促調整

政策轉向多元目標，推動產業優化升級。 為處理上述各方矛盾，產業政策錨定的目標也有所轉變，政策重心不再限于特定產業，而是強調全局性的協調；政策機制也 進一步向市場導向型推進。對于外界有關貿易施加的壓力，日本官方立場向支持自由貿易逐漸靠近，并不斷降低關稅，放松 管制、開放市場；增加社會支出以應對工業化快速推進導致的社會問題。

長期停滯期1992年至今，強調經濟結構改革，產官學聯合推動技術創新

1992-2020，對政府失靈擔憂下的新自由主義產業政策。 經濟增長需新動能助力。1991年后日本因資產泡沫的破滅陷入長期低迷，再加上趕超時代結束后，前期引進和消化國外技術的模 式較難助推經濟持續增長，日本需要構建新的增長基礎，而原創性創新被視為一劑“良藥”。1995年日本頒布《科學技術基本 法》，在法律角度將“科學技術創造立國”作為基本國策；1996年6月開始實施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力圖建立新研究開發體系，推 進基礎研究；2002年，日本頒布《知識產權基本法》并在2003年成立高規格知識產權戰略總部，正式確立了“知識產權立國”的 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