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管機構ESG投資戰略與展望分析

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協同助力綠色投資。

1.資管機構 ESG 投資戰略圖譜

 公共部門 ESG 投資戰略：多維度構建 ESG 投資監管框架

公共部門作為 ESG 投資生態的頂層設計者，通過政策制定、標準統一、信息披露強化等手段推動市場規范化發展，其戰略核心在于平衡市場效率與風險防控，同時引導資本向可持續領域流動。在《產品與戰略》篇，我們詳細解讀了自上而下系統性監管的歐盟、深受市場驅動與政策博弈影響的美國、以資金方為杠桿撬動資本流向綠色的日本、探索特色化路徑的中東，以及從“雙碳”目標到全面綠色金融制度落地的中國。以日本政府養老投資基金（GPIF）為代表的長期投資者，其投資路徑對市場產生了深遠影響。GPIF 在 ESG 指數配置方面采取了系統化的篩選標準與迭代機制，截至2024年3月已完成五輪篩選，目前持有 9 只 ESG 指數。其核心策略是ESG 整合，即在不設行業排除標準的前提下，優先投資 ESG 表現優秀的企業。這一策略不僅確保了投資組合的廣泛覆蓋，也符合 GPIF 作為“普遍所有者”的長期投資目標。同時，相較于市場上較為普遍的負面篩選，ESG 整合策略能夠在維持市場包容性的同時，鼓勵 ESG 評級較低的企業改善治理水平，推動整個市場向可持續方向發展。 GPIF 的指數篩選策略還體現了其對全球議題與本土議題的平衡考量。除了全球廣泛關注的氣候變化，GPIF 還納入了日本國內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性別平等主題指數，體現其在ESG投資中的前瞻性與社會責任擔當。此外，GPIF 在資本市場的布局也經歷了從國內優先到全球擴展的階段，目前投資比例約為國內 60%、海外 40%。這一策略使其在促進日本本土ESG投資體系發展的同時，積極參與國際 ESG 資本市場，優化全球化資產配置，進一步提升長期回報與風險管理能力。這種逐步迭代的 ESG 指數投資路徑，為全球公共部門資管機構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范例。

 市場化機構戰略：主動管理精細化、被動產品標準化、盡責管理常態化

在全球 ESG 投資體系中，市場化資管機構正通過多元化策略推動可持續金融的發展。頭部機構呈現“主動管理精細化、被動產品標準化、盡責管理常態化”三大趨勢。不同機構基于各自的市場定位、投資理念和監管環境，形成了差異化的ESG投資路徑。我們發現，市場化機構在 ESG 投資中扮演執行者角色，其戰略重點在于將ESG 因素深度整合至投研流程，并通過產品創新滿足多元化需求。國際資產管理巨頭如貝萊德，依托全球市場經驗與先進數據分析技術，采用 ESG 整合策略，將可持續性因素嵌入投資決策全流程，達到“脫虛向實”的效果；作為歐洲 ESG 整合范例的東方匯理，承諾推出新的環境轉型評級，覆蓋4000億歐元的主動管理型開放式基金，投資組合將力求實現比基準更好的環境轉型特征。而國內銀行系理財子公司，如興銀理財，則結合本土政策導向和市場需求，構建ESG產品矩陣，以綠色金融債、可持續發展主題基金等方式推進 ESG 資產布局；頭部基金管理公司易方達自研 Ark.ESG 平臺，覆蓋 A 股 5000+企業 ESG 評分，其三級ESG 評價體系嵌入主動選股。展望未來，我們認為，2025 年 ESG 投資將進入“政策-市場-技術”協同驅動的新階段：公共部門雖需接軌國標準，但仍因充分考慮我國特色，建立因地制宜的ESG投資框架；市場化機構應聚焦實質性議題（如供應鏈脫碳、生物多樣性），開發轉型金融工具，鼓勵金融產品創新。

2.資管機構 ESG 投資展望：政策引導、策略創新與數據優化

2.1 數據與評級：權益數據深度與固收數據廣度并升

權益數據方面，ESG 底層數據的準確性、及時性、可溯源性、公正性仍待提升。以供應鏈碳排放相關數據為例，其獲取難度大，涉及眾多上下游企業，部分企業監測技術落后、意識不足，導致數據缺失或不準確；不同企業數據格式、統計標準和質量差異大，整合分析困難；目前缺乏統一的供應鏈碳排放計算方法，影響評估準確性；企業擔心數據披露影響商業機密和增加成本，參與積極性不高。此外，部分公司治理、社會維度的指標因東西方文化、當地監管要求不同等，在 ESG 評分維度呈現較大分歧，難以被投資者接受的同時頻頻引發爭議。 固收數據方面，企業 ESG 披露覆蓋面與信息廣度還需強化。整體來看，減排目標的優先級最高，80%的企業不僅披露了減排目標，還采取了相應的治理措施；其次是能源節約目標，約 70%的企業披露了其目標及具體措施。氣候變化問題越來越受到政府及社會的廣泛關注，設立減排及節能目標并采取行動是回應國家雙碳目標的重要一步；約70%的企業披露水資源目標及相關措施；循環經濟目標及舉措的披露占比達到了60%以上，循環經濟理念正逐漸被企業接受和實施；與其他環境目標的披露情況相比，廢棄物排放目標具體信息的披露比例較低，30%的企業未披露相關信息。廢棄物管理在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中可能未得到足夠的重視，企業需要進一步加強在這一領域的行動。

針對 ESG 數據的種種不足，我們認為，當前 ESG 數據生態已形成“政策驅動-技術突破-市場響應”的正向循環。ESG 數據已從粗放式采集轉向標準化治理：海內外領先的ESG數據服務商通過構建“算法校驗+人工審核+獨立鑒證”的三重質控體系，顯著提升數據可信度。1149 家披露 ESG 相關報告的公司中有 129 家公司聘請了第三方鑒證機構對報告內容進行鑒證，以提高 ESG 相關報告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從評級情況來看，以國際關注度較高的 MSCI ESG 評級情況來看，滬市上市公司整體評級表現明顯改善，在全球上市公司ESG評級排名中進步明顯。在數據獲取端，隨著大數據、衛星遙感與NLP 技術實現對非結構化數據的實時抓取，ESG 數據的及時性、可得性、可溯源性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在數據處理端，機器學習算法通過多源交叉驗證可將“漂綠”行為識別準確率大大提升，而生成式AI創造的合成數據則為 ESG 壓力測試提供低成本解決方案。

2.2 策略有效性：ESG 因子超額收益持續性與綠色溢價

在權益市場，ESG 因子被視為獲得超額收益的重要參考指標之一。研究表明，高ESG評分企業通常具備更穩健的治理結構、更低的經營風險和更強的長期成長性，從而獲得持續的超額收益。然而，這種超額收益的持續性受 ESG 因子的市場定價程度、投資者認知變化以及政策環境等因素影響，并隨著 ESG 底層數據的質量的變化而發生改變。隨著ESG投資理念的普及，市場對 ESG 因子的定價日趨合理，或將導致ESG 因子驅動的超額收益逐步收斂。因此，資管機構需要結合量化因子選股、動態調整 ESG 權重以及主題投資策略，以優化 ESG 投資組合的長期收益表現。 以 ESG 議題中最受市場關注的議題之一---碳排放為例，高碳排放企業由于暴露在更高的氣候風險下，理論上會面臨更高的碳排放相關成本支出，和因脫碳進程而“擱淺”的資本開支和固定資產，以及未來（受氣候變化影響的）營業收入大幅下降的風險。這將導致投資者對此尋求風險補償，形成更高的預期回報和隱含資金成本，即存在碳風險溢價（反之則是低碳企業的綠色溢價）。AQR 在 2024 年對美國及全球 47 個市場（2010-2022）股票預期回報與股票綠色程度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針對股票預期回報的綠色溢價在這些市場均能被觀測到（有統計學和經濟學意義），且“國家（市場）越綠、時間跨度越長，綠色溢價越顯著”。

從實證角度看，我們選取 PanAgora 為例，該資管機構尤其擅長量化投資，主要采用另類 ESG 數據（例如衛星圖像、自然語言處理分析企業披露的非結構化信息以及社交媒體情緒分析等），以識別 ESG 超額收益因子。其投資策略聚焦于選取對ESG超額收益因子敏感度高的股票，構建因子驅動的 ESG 投資組合。通過這種數據驅動的方法，PanAgora能夠在傳統 ESG 評級之外挖掘出潛在的可持續發展領先企業，從而提升投資組合的長期收益表現。在固收市場，綠色債券的“Greenium”溢價，即綠色債券相較于傳統債券的收益率折價，反映了投資者對可持續投資的偏好。Greenium 主要來源于兩方面：一是綠色債券投資者基數的增長導致需求端溢價，二是政策支持和監管要求推動ESG 債券市場擴容。在Greenium捕獲過程中，資管機構需關注綠色債券的定價合理性、債券發行人的信用質量以及ESG評級的動態變化。部分機構通過“綠色套利”策略，即在 Greenium 過度收斂時降低配置權重，或在綠色債券估值回調后加倉，以優化收益風險比。 從 2021 年開始，我國綠色債券發行成本優勢逐漸擴大。2021-2023 年，綠色債券發行成本較普通債券分別低 10.1BP、12.6BP、5.3BP。并且，各流通場所綠色債券均有發行成本優勢，2021-2023 年，銀行間市場、交易所市場、跨市場綠色債券發行成本分別較普通債券分別低 9.0BP、11.3BP、12.1BP。

結合以上論證，我們認為，ESG 投資的脫虛向實、規模復蘇需要政策、策略和數據的協同孵化。ESG 投資正迎來結構性機遇的加速釋放，其核心驅動力在于全球低碳轉型進程中風險定價機制的調整與資本配置的偏好遷移。在權益市場，碳排放等議題驅動的ESG因子超額收益逐漸從理論假設演變為可驗證的市場規律；在固收市場，Greenium溢價廣泛受益于政策激勵與投資者偏好的共振，中國綠色債券市場多年的發行成本優勢與ESG債券投資工具持續豐富，反映出需求端的短期情緒已轉化為制度性紅利的穩定溢價支撐。隨著ESG投資從單一因子溢價向跨資產協同、從管控規避向價值創收、從發達市場主導向新興市場擴散的持續演進，對于能夠整合多樣數據、提供政策預判及轉型金融工具的資管機構，或將率先在 ESG 投資從“道德偏好”到“價值發現”的質變中占據戰略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