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ICT產業發展與數字經濟的關系?

2024 年 GDI 研究發現，ICT 產業發展與數字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

關鍵發現一 ：ICT 產業發展成熟度與人均 GDP 增長密切相關，但各國 由于產業發展水平的差異，獲益程度不一。領跑者國家的 GDI 得分每 提升 1 分，其帶來經濟增速是起步者國家的 6.4 倍。GDI 分析了 ICT 產業發展成熟度與實現數字經濟增長的關聯性。通過 GDI 與 GDP 的相關性分析表明， GDI 分值越高的國家，ICT 發展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更大。研究還進一步將三類國家的 GDI 分值變化與 GDP 增長關系，進行了具體分析，并發現 ：領跑者 GDI 分值每提升 1 分，潛在提升人均 GDP 945 美金， 是加速者國家的 2.5 倍，是起步者國家的 6.4 倍。

領跑者國家通過積極的產業政策促進數字基礎設 施投資、鼓勵技術創新、培養 ICT 人才和生態， 實現了泛在聯接和數字底座的綜合領先效應，從 廣泛的數字應用、各行業自動化生產等場景中創 造價值，促進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中國的天 津港實現數字化改造，融合 5G、云、AI 與綠色 能源技術，打造了“智慧零碳”碼頭，幫助減少 集裝箱作業倒運環節 50%，降低能耗 17%，較 同規模傳統集裝箱碼頭人員減少 60% ；實現綠 電功能 100% 自給自足，大幅提升了港口的經濟 效應 。 加速者的 GDI 分值受益于泛在聯接和數字底座的 投入，利用 5G、光纖聯接、數據中心、先進存力 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幫助實現數據的傳輸和實 時計算，帶動行業生產效率的提升，促進了數字 經濟的快速增長。墨西哥數據中心投資預計會顯 著增加，在現有的 15 個數據中心基礎上，預計 到 2029 年會增加 73 個。數據中心行業相應的投 資會帶動墨西哥 GDP 的增長，預計到 2029 年還 將帶來直接和間接就業崗位 68,198 個 1 。

部分起步者建設了基礎的聯接網絡，發展了數字 支付、電子商務等數字業務，讓更多的人融入數 字經濟，并有效提升中小企業的生產效率，推動 經濟增長。據世界銀行分析，新興經濟體的寬帶 覆蓋率每增加 10%，可帶來 GDP 增長 1.38%。 如肯尼亞通過不斷擴大的 4G 覆蓋范圍，支撐移 動貨幣平臺的廣泛使用，為數百萬肯尼亞人提供 了獲得銀行服務的機會。

關鍵發現二 ：適度超前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當 前，全球積極投入數字化轉型，研究表明，數字化轉型投資每增加 1 美元，帶動數字經濟產值超過 8 美元。 自 2010 年以來，隨著 ICT 產業的蓬勃發展，各國政府逐步認知到數字基礎設施投資的重要性，并逐步增 加了數字基礎設施投資的強度，適度超前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GDI 研究了 77 個國家自 2010 以來的數字基礎設施投資復合增長率與 GDP 復合增長率的變化，從對比分 析來看，盡管各國產業發展的成熟度不一，但各國政府都認知到數字基礎設施投資的價值，全球數字基 礎設施逐年攀升，全面領先于 GDP 增速。

在 2010 年至 2020 年間，全球 ICT 投資復合增長率達 4.3%，領先 GDP 復合增長率 1.5%。2020 年，全 球受疫情影響，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減緩，但全球各國堅持投資數字基礎設施，保持了持續增長，復合增 長率達 6.7%。更好地應對了突發性事件，推動經濟走出低谷。進入后疫情時代，各國的數字基礎設施建 設的步伐明顯加快，全球經濟快速復蘇（GDP 復合增長率達 4.3%），并構建了面向未來的經濟韌性。例 如，德國在疫情期間加大了對 ICT 領域的投資和支持，推動高速寬帶網絡的普及和升級，為遠程辦公、 在線教育、數字醫療等提供更好的網絡基礎 ；德國政府鼓勵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通過提供資金支持、 稅收優惠等政策，促進企業采用新技術、新商業模式，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競爭力，在疫情期間保持了較 好的發展態勢，對經濟復蘇起到了積極作用。

國家對數字化轉型的積極投入，將全面幫助提升企業運作效率、創造新的服務形態、新商業模式，激發 對數字化應用的需求，促進經濟增長。 GDI 將各國的行業數字化支出與數字經濟的產值進行相關性分析并發現，數字化轉型支出每新增 1 美元， 帶動 8.3 美元的數字經濟產值。未來，隨著各行各業數字化轉型的加速，數字經濟的發展也將加速。

關鍵發現三 ：各國 ICT 產業發展不均，泛在聯接是彌補數字鴻溝的 關鍵手段。數字底座與泛在聯接能夠相互促進，對經濟發展帶來乘數 效應。 研究表明，國家間的數字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差距還在持續擴大。過去 5 年，領跑者、加速者、起步者 數字基礎設施投資增速比為 18:3:1（2019-2023 年平均增長金額分別是 72 億美金、11 億美金、4 億美 金）。從聯接角度看，5G 人口覆蓋率增速比為 5:2:1（2019 年 -2023 年平均增長率分別是 5.5%、2.5%、 1.3%）。同時，計算、存儲和數據中心的投資進一步拉開領跑者與加速者的差距，過去 3 年，領跑者的 數據中心投資金額增長 14.6 億美金，是加速者的 13 倍。

為了尋找解決數字鴻溝的有效路徑，GDI 分析了三類國家在技術使能要素上的表現（如圖），泛在聯接 是造成三類國家差距的主要矛盾。從泛在聯接的分值來看，領跑者比加速者、起步者分別領先 15 分和 35 分之多 ；同時，領跑者與加速者在數字底座的分差也達 30 分之多，而加速者與起步者在數字底座上 差異較小。

因此，各國在數字基礎設施投資策略上應具體分析，找出根因，規劃最優的投資組合 ： 起步者國家需要首先解決基礎聯接問題。研究表明，固定寬帶與移動寬帶協同發展能最大化釋放數字經 濟潛力，固定寬帶體驗（下載速率大于 150Mbps）與移動寬帶體驗（下載速率大于 80Mbps）均表現較 好的國家，人均電子商務交易量更高，更能有效釋放數字經濟潛力。

2019 年，印度尼西亞國家光纖發展計劃“帕拉帕環項目”完工，總計鋪設了 1.2 萬公里光纖電纜，為 57 個城市和地區的近 600 萬民眾提供互聯網連接。隨后印度尼西亞發布“帕拉帕環一體化項目”，計劃繼續 鋪設 1.1 萬公里光纖網絡，預計覆蓋 1640 萬人口。印尼已建設了 10 萬多個 4G 基站，覆蓋超過 94% 的 城市和鄉村，印尼整體互聯網滲透率達 79.5%4 。固定寬帶與移動寬帶的協同發展，幫助印度尼西亞成為 東南亞最大的電子商務市場。2023 年數字經濟規模達到 820 億美元，催生了超過 15 家獨角獸公司，預 計到 2030 年印尼數字經濟規模將超過 2100 億美元 5 。

加速者則需要同時關注泛在聯接和數字底座的建設。部分加速者國家開始建設專用移動網絡和數據中心， 以提升行業生產效率，促進數字經濟發展。例如希臘在比雷埃夫斯集裝箱碼頭建設了專用移動網絡，該 網絡支持 4G/LTE 和 NB-IoT 技術，為碼頭數字應用提供實時數據傳輸和傳感器部署，確保了海運業務的 全面數字化效率提升 6 。 對于領跑者而言，泛在聯接與數字底座均得分較高。研究表明，當泛在聯接與數字底座均超過 50 分時，能 夠更好地相互促進，對數字經濟發展產生乘數效應。對于僅在泛在聯接表現較高的國家，因為數字底座的 投資不足，缺乏處理大量數據和數字應用所需的算力和存力，導致無法進一步有效提升生產力和創新水平。

關鍵發現四 ：各國需要積極引入綠色能源技術，促進可持續的數字經 濟增長，并為人工智能的規模應用提前做好準備。 ICT 產業為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全新的能力。如數字技術應用于氣候變化的預測，有效幫助人類抵御自然災 害帶來的風險。但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也伴隨著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快速上升等問題，如數據中心能耗 巨大，不僅導致大量的碳排放，還為能源供應帶來巨大的壓力。為此，數字經濟的發展需要同時兼顧規 模化與低碳化，以獲得高質量的可持續增長。 GDI 研究顯示，在綠色能源、泛在聯接和數字底座得分都較高的國家，每公斤碳排放對應的 GDP 產值更 高。根據全球電子可持續發展倡議組織（GeSI）發布的《SMARTer2030》報告顯示，未來十年融合綠色 能源的數字化技術能夠通過賦能各行各業貢獻全球碳排放減少量的 20%。

研究還發現，GDI 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人工智能準備指數（AI Preparedness Index）存在高度 相關性，GDI 分值高的國家，人工智能準備度更為充分。因為 GDI 的三大使能要素，泛在聯接、數字底 座、綠色能源也是人工智能的發展、應用和普及的基礎。高速低時延的網絡聯接是人工智能發展的前提， 為人工智能發展提供萬物感知、萬物互聯、萬物智能的基礎。先進的算力與存力是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 大量數據的分析、學習、推理必須依托強大的算力來快速完成任務，各行業對人工智能的實時性和高效 性的要求越來越高，進一步增加了對先進算力和存力的需求。同時，人工智能發展將導致數據中心等基 礎設施的能源消耗急劇增加，如果使用傳統非綠色能源會帶來大量的碳排放和環境問題，因此，需要綠 色且廉價的能源的保障。對于有人工智能戰略的國家，適度超前投資三大技術使能要素，將助力加速邁 進智能世界。

關鍵發現五 ：積極的產業政策和有序的規劃是各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土壤 各國政府逐步意識到數字基礎設施的發展在未來社會、經濟、科技發展以及國家競爭中的重要作用，與 公路等其他基礎設施建設相比，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帶來的投資回報往往更高，《數字溢出》3 研究顯示， 投資數字基礎設施長期回報是其他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的 6.7 倍。部分優先享受到數字基礎設施帶來的紅 利的國家，紛紛出臺數字經濟發展戰略與政策，制定中長期的 ICT 發展規劃，適度超前投資 ICT 產業， 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健康的土壤。

以新加坡為例，政府在不同階段推出符合國情的數字戰略和產業政策。90 年代發布“數字底座 IT2000— 智慧島計劃”著力建設國家寬帶，為公眾提供 24 小時在線服務。2000 年推出“信息通信 21 世紀計劃”， 建設信息通信產業集群與樞紐，創造民眾和企業使用數字底座環境。2006 年制定“智慧國 2015 計劃”， 全面升級聯接基礎設施并建設云計算生態，將新加坡建設成為信息驅動的智能化國家。2015 年發布“智 慧國 2025 計劃”，建設覆蓋整個國家的數據聯接，服務公民的個性化數據需求 7 。GDI 研究發現，由于 政府的積極推動，新加坡從 2000 年的起步者發展到今天領跑者的第二位，數字經濟得以蓬勃發展。 從新加坡的實踐中，我們也看到，數字經濟的發展是漸進式的，政府對 ICT 產業的投入與發展要兼顧長 遠性與可執行性，根據產業發展所處的不同階段，優化投資組合，獲取效果最大化。

關鍵發現六 ：各國 STEM 畢業生比例接近，但 ICT 從業人員轉化率差 異大 STEM 學生是 ICT 人才的主要來源，研究發現，三類國家都重視對于 ICT 人才的培養，STEM 畢業的比例 均接近 25%。但由于各國 ICT 產業發展不均，ICT 就業崗位供給存在差異，導致 ICT 從業人員的轉化率 差異較大。95% 的 STEM 畢業生在領跑者國家能順利從事 ICT 及相關領域的工作，加速者國家有 50% 的 STEM 畢業生能夠找到 ICT 及相關就業機會，而起步者國家這個比例僅有 15%。 分析背后的原因發現，領跑者 ICT 產業相對發達，能為 STEM 畢業生提供更多 ICT 從業機會，另一方面， 領跑者比加速者、起步者有更加完善的 ICT 人才識別、引進、認證、匹配機制及配套政策，再加上發達 的 ICT 產業生態，領跑者能夠有效地將 STEM 畢業生轉化為 ICT 從業人員，從而支撐其數字經濟的持續 增長。 起步者和加速都面臨不同程度的人才流失，若要實現數字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必須加大 ICT 產業的投資， 提供更多 ICT 就業機會，同時完善 ICT 人才政策，提高 STEM 畢業生向 ICT 從業人員的轉化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