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與新加坡在經營者集中申報機制上的核心差異是什么，對中國有何借鑒意義？

韓國與新加坡在經營者集中申報機制上的差異主要體現在申報義務、審查觸發方式和執法模式三個層面。

韓國實行強制申報制度。一般規模門檻以交易一方資產或銷售額達到3000億韓元、另一方達到300億韓元為基礎；即使未達到規模門檻，交易金額達到6000億韓元且目標在韓國具有實質業務活動時，也可能觸發申報。韓國制度并非所有達到門檻的交易都統一采取事前申報，大型公司參與的特定交易通常適用事前申報和等待期，其他類型可能適用事后申報。2024年起，私募基金設立、母子公司間部分合并或營業轉讓、有限范圍的董事兼任等低競爭風險交易獲得豁免。2025年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共審查完成590件經營者集中案件，其中50件進入深入審查，3件被附加糾正措施。

新加坡采取自愿申報和企業自我評估機制。沒有申報義務并不意味著交易可以免于審查。若交易可能實質性削弱競爭，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可依職權調查、采取臨時措施并要求補救。該委員會提示，合并后市場份額達到40%以上，或達到20%至40%且前三家合計份額達到70%以上時，通常需要重點評估，但這些是篩查指標而非當然違法標準。Grab并購Uber東南亞業務案例表明，即使交易已經實施，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仍可認定違法、處以罰款并施加行為性措施。該制度的核心是自我評估加事后執法，而非簡單的寬松監管。

對中國的借鑒意義在于，申報機制的選擇應與市場結構、執法能力和信息透明度相匹配。韓國強制申報適用于財閥主導、股權集中、大型交易頻繁的市場結構，便于監管機構主動掌握交易動態；新加坡自愿申報則依托高度透明的資本市場和成熟的法律環境，通過事后執法威懾實現競爭保護。中國2024年將經營者集中申報標準提高為全球合計超過120億元且至少兩方中國境內營業額均超過8億元，或中國境內合計超過40億元且至少兩方均超過8億元，已在優化門檻設計。下一步可借鑒韓國細化申報類型區分事前與事后程序，同時參考新加坡建立更明確的篩查指標和事后執法案例指引，在減輕企業合規負擔的同時保持競爭審查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