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城市全域轉型新空間？

創新涌動，拓展城市全域轉型新空間。

1.城市共性基礎領域：智能中樞形成三類主導模式

城市運行智能中樞被看作是城市的“大腦”，是城市匯聚各類海量信息，并經分析計算后，對城市運行治理與服務做出的綜合性、全局性、系統性的指揮決策調度樞紐。當前，主要存在業務協同支撐型、技術平臺賦能型和數字資源統籌型三種主導模式。第一類是業務協同支撐型智能中樞，核心解決跨領域、跨層級數據資源融通，有力支撐“一體化”應用場景建設，實現數字化業務應用高效調度。一是響應多跨場景應用需求。隨著改革深入推進，全國各地涌現出“最多跑一次”“一件事一次辦”“一網統管”等新模式，倒逼城市建立支撐業務高效協同的智能中樞，支撐跨部門協同。二是響應秒批辦效率變革需求。業務變革、流程重塑、“秒批秒辦”、基層協同治理等更高層次需求，推動智能中樞滿足跨行業、跨層級互聯互通的要求。三是響應數字孿生、仿真推演等深度應用需要。城市對象的全維度實時精準映射，以及業務場景的仿真推演，需要海量跨部門數據資源支撐，將促進智能中樞匯聚更多數據資源，支撐實現基于數字孿生體（或智能體）的城市交通、安防、水利等仿真推演、智能決策。

第二類是技術平臺賦能型智能中樞，通過打造共性技術中臺，提升智能分析、智能調度、智能監管、輔助決策等創新能力。一是“建、管、用”分離趨勢明顯，各地加快打造城市級共性技術平臺。隨著物聯網、5G、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數字孿生等典型技術應用逐漸成熟，全國大部分城市已開展共性技術平臺建設，依托城市智能中樞項目沉淀共性技術組件資源池，基于統建共享、按需調用服務模式，降低行業應用開發復雜度和成本。二是各地積極擁抱AI 大模型、AI Agent（智能體）、仿真推演等新技術，促進智能中樞治未病、防未然。先發地區將大模型技術集成到城市智能中樞，擴展基于人工智能的數據處理、數據生成等關鍵能力，結合行業算法與知識圖譜，探索面向行業場景的認知推理、仿真推演等智能分析服務。

第三類是數字資源統籌型智能中樞，通過構建統一規劃、統一架構、統一標準、統一運維體系，實現城市數字資源臺賬式管理。一是以數字資源編目化管理促進集約利用。浙江、重慶、西安等地統籌整合分散在各部門的云、網、數據、能力組件、業務組件、應用系統等各類型數字資源，建設資源型智能中樞，并通過“一本賬”編目化管理，實現資源復用，避免重復建設。二是以數字資源整體運營提升資產價值。部分地區通過標準化、編目化、一體化管理運營模式，盤活全市存量數字資產，加強資產評估評價，提升資產準確性、可用性和鮮活度。

2.城市數字經濟領域：高質量發展生態加快成熟

產業服務平臺覆蓋面進一步擴大，成為各地推進城市產業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抓手。一是工業互聯網加速向城市產業功能區連片覆蓋。工業和信息化部陸續開展國家級工業互聯網試點示范、工業互聯網一體化進園區“百城千園行”活動，推動工業互聯網加速向產業園區落地，園區產業集聚優勢進一步壯大，廣大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持續提速，截至 2023 年底，我國已打造國家級工業互聯網園區類試點示范超 50 個1。二是城市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心逐步落地運營。全國已有四川、遼寧、甘肅、廣西等7 個省市制定了相關實施方案，江西、陜西、遼寧、吉林、河南、四川等地開展了中心認定。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心為城市企業提供基礎技術、試驗設備、轉型路徑、典型場景、金融服務等一攬子公共服務。其中行業轉型中心作為行業中數字化轉型成效明顯、帶動突出的企業，有力促進了城市產業鏈供應鏈轉型升級、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三是因地制宜打造鏈式轉型新模式。例如柳州市以國家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城市試點為契機，發揮重點行業鏈主企業帶動作用，支持鏈主企業為供應鏈企業提供智慧產線、智慧物流改造，以點帶面推動全產業鏈轉型。

新興數字產業差異化布局、集群化發展、高端化升級態勢初現，為中西部城市數字經濟發展帶來新機遇。一是數字產業集群全國一盤棋統籌布局力度加大，網狀協作探索高水平產業資源共享模式。我國東部地區傳統優勢顯著，產業高度集中，2023 年東部地區軟件業收入占到全國總收入的 81.8%。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緊抓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契機，產業集群優化布局初現。例如“東數西算”工程促進了甘肅、寧夏、內蒙古等地區特色算力產業發展，人工智能創新應用先導區布局由東部地區城市逐步向中西部地區過渡，首批 4 個國家區塊鏈發展先導區就包含鄭州、武漢、昆明等中西部城市。二是城市高端數字產業成為未來產業布局的重要組成。例如蘇州市以新型工業化“1030”產業鏈體系為牽引，推動基礎優勢產業向價值鏈更高端邁進。上海市持續釋放數字產業化活力，加快布局區塊鏈、大模型、具身智能等數字經濟新賽道。

我國已初步形成以數據產品為交易主體，數據產品供給方、需求方、交易平臺、技術與應用服務機構、交易監管機構共建的數據產業生態。一是政府主導數據運營平臺建設提速。各地區各部門積極開展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數據資源登記、企業數據資產入表、數據產品交易等探索實踐，加快推動數據要素價值化進程。截至2023年底，全國已有數十個省市上線公共數據運營平臺，廣東、山東、江蘇、浙江等二十多個省市成立了 50 余家（含注銷）專門的數據交易機構。二是國有企業成為促進數據產業發展中堅力量。在缺少本地頭部數據產業企業的地區，國有企業正在發揮引領作用，例如成都市采用“管住一級、放活二級”模式，以本地國資企業作為數據要素市場一級開發主體，賦能數商融合公共數據和社會數據，驅動數據應用產品創新。三是數據交易市場從無到有加快成熟。據上海數交所預測，到 2025 年中國數據交易市場規模有望達到2046 億元。上海數據交易所上線數據產品登記大廳，開展數據產品登記試運行工作。福建大數據交易所交易平臺初步實現與省公共數據開發服務平臺互聯互通，累計孵化公共數據產品50 余款。

3.新型產城融合領域：城市數字更新激發產業新活力

創新開放城市數字化轉型場景，有序推進城市“數字更新”，以城興產加快培育數字經濟新模式新業態。一是以應用場景開放為抓手，激發技術創新活力，促進產品和服務創新。北京、成都、廣州等地通過搭建智慧城市開放創新平臺，發布智慧城市場景應用指引，組織場景應用創新大賽，多措并舉促進重點領域應用場景開放，推動了一批創新應用落地，培育了一批創新企業。二是探索街區、商圈等城市微單元基礎設施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商業新模式，推動城市“數字更新”，探索打造未來城市人居環境。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積極開展城市更新探索實踐，通過創新城市更新制度機制，建立多元主體協同參與機制，創新與城市更新相配套的支持政策，加快道路、商圈、街區等城市單元基礎設施智能化升級，不斷創新生產空間和生活空間融合的數字化場景，推動產業升級，激發產城融合服務能級與數字活力。

推動城市空間重構和就業結構優化，加快城市多中心、網絡化、組團式發展，以產促城增強城市可持續發展競爭力。一是打造以電子信息、互聯網、人工智能為代表數字產業集群，推動城市空間重構，形成新增長極。如深圳南山科技園通過吸引騰訊、華為等龍頭科技企業入駐，帶動了周邊配套設施的完善，形成了集辦公、居住、商業、教育于一體的綜合性城市新區，推動了深圳整體城市空間結構的優化。二是“四新”經濟創新發展，新增大量就業崗位，推動城市就業結構升級。如杭州云棲小鎮依托阿里巴巴等互聯網企業，創造了眾多 IT、大數據、人工智能等領域的就業機會，帶動杭州市就業結構的優化。三是發展虛擬園區和跨區域協同創新平臺，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如通過建設長三角G60 科創走廊、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走廊和京津冀協同創新共同體，促進創新要素跨區域流動，推動城市組團式發展，形成多中心、多層級、多節點的網絡型城市群結構。

4.城市數字治理領域：高效協同共治智治全面推進

城市運行“一網統管”已從理念創新、路徑探索走向規模落地，織密多跨業務協作網。一是各地推進“一網統管”建設呈現多種路徑選擇。上海市以事件為驅動，推動一般常見問題及時處置、重大疑難問題有效解決、預防關口主動前移。廣東省以數據為驅動，匯聚政務和社會數據資源，促進各行業數據綜合分析應用。北京市以業務為驅動，重點結合接訴即辦、公共衛生應急等業務，提升市域社會治理能力。二是“全態勢感知、全業務協同、全層級貫通、全流程閉環”應用形態已達成廣泛共識。多數地區以城市運行治理中心建設重塑城市治理結構，依托城市運行智能中樞，推動城市規劃、建設、管理、運維各環節數據融通，實現城市運行態勢感知、體征指標監測、統一事件受理、智能調度指揮、聯動協同處置、監督評價考核等全流程管理。

基層治理更加兼顧數據賦能、技術賦智，一端整合促進多治理條線基層合一。一是從治理內容看，治理數據正加速自上而下觸達基層一線，促進基層治理“心里有數”。更多地區建立完善省市數據向地市、區縣返還機制，針對申請使用殘疾人信息、社會保險個人參保信息、社區矯正對象信息等高頻場景，讓“數據回家”，有效提升基層智慧治理精細化水平。二是從治理方式看，人工智能技術在基層治理應用日趨深化，“智能單兵”有望成為基層減負的中堅力量。部分城市先行探索“大模型+基層治理”應用，讓大模型成為網格員、社區“兩委”人員等社區工作者的“AI 助手”，幫助基層工作者把工作化繁為簡，化難為易，真正做到基層減負、提質、增效。

“城市碼”探索進入實踐落地階段，統一治理對象“數字身份”。一是制度層面規范編碼規則，確保城市實體身份賦碼編碼唯一性。先發城市探索規范“城市碼”編制規則，對個人、組織以及城市建筑、城市基礎設施、交通工具等各類實體，建立統一的身份標識和時空標識，為多源數據融合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撐。二是場景層面以一碼貫通多源數據，打通數據治理堵點難點。部分城市通過“一碼關聯”，將各部門業務數據和身份數據打通，通過開展依主體、依場景數據清洗校核，在社區治理、居民服務等多種場景實現“掃一個碼、管所有事”，加速智慧城市各類數字應用入口向“一碼集成、一碼觸達”演進。

5.城市數字服務領域：網絡效應深度釋放數字紅利

“一件事”推動政務服務流程再造，增值化改革驅動服務內涵持續擴展。一是“高效辦成一件事”改革加快推廣普及。江蘇等地區以用戶視角整合服務流程，實現跨部門協同與流程再造，有效地促進了政務服務從碎片化、復雜化向精細化、便捷化轉變，提升了政務服務的整體效能。二是政務服務向增值服務拓展升級。浙江、廣東等地區推進政務服務增值化改革，聚焦破解企業生產經營、發展壯大過程中的堵點難點問題，為群眾和企業提供更廣范圍、更深層次的政策、人才、金融、法律、科技、數字化等全周期衍生服務。

城市 IP 加速數字化轉型，涌現一批“網紅城市”，線上線下融合煥新城市數字服務體驗。一是數字技術深刻改變城市數字文化服務傳播服務方式。部分文旅強市借助 AR/VR、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加快公共文化旅游場景改造與整合串聯，打造數字文旅IP 熱點，為消費者提供耳目一新的沉浸式服務新體驗。二是數字消費推動城市空間升級改造，新型消費服務業態加速布局。上海、北京等城市順應數字消費發展的市場需求，運用科技手段對歷史建筑、老舊街區等文化服務場所和設施進行更具科技感的升級改造，以顛覆式創新變革文化服務觸達方式，為公眾打造更便捷易用、觸手可及的數字生活新圖景。

6.城市智慧宜居領域：精準治理促進數綠協同轉型

生態環境分區管控加強，多要素精準監測成重點。一是生態環境分區管控體系催生分區域差異化精準管控新需求。2024 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加強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的意見》，要求加強生態環境分區管控，推進國家和省級生態環境分區管控系統與其他業務系統的信息共享、業務協同，推進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等與生態環境分區管控融合創新。以數字技術助力分區域差異化精準管控成為產業發展新需求。二是開展多環境要素監測為物聯網、檢測設備、系統解決方案等行業帶來新機遇。我國生態環境治理正由單一環境要素末端治理轉向跨領域、多要素、系統協調的綜合治理，加強各類環境要素智能監測設備研發、助力污染問題精準識別成為產業發展重點。

國土空間規劃實施監測網絡建設啟動，賦能精細治理。為有序推進國土空間規劃實施監測網絡建設工作，支撐自然資源和國土空間規劃分析決策，自然資源部在 1 個區域、16 個省份、29 個城市、1 個區（縣）部署開展國土空間規劃實施監測網絡建設工作，并面向全社會公開征集理論文章、技術路線、算法模型等方面的優秀成果，以“數字化”“網絡化”助推國土空間規劃全生命周期管理“智能化”。以數字技術支撐國土空間規劃實施多層級、全生命周期管理監督需求旺盛，國土空間信息模型、國土空間規劃專業大模型等相關技術與應用研發成為產業發展熱點。

數字化賦能城市節能降碳場景不斷豐富，繪就城市可持續發展底色。一是從內部看，以數字技術賦能節能降碳產品面臨巨大發展空間。我國數字技術賦能各行業節能降碳方面成效顯著，涌現了智能電廠、智能充換電、工廠能耗監測、智慧綠色建筑、零碳園區等一大批產品級解決方案和落地應用，有望重塑產業生態。據中國信通院測算，相比于 2017 年，2021 年我國數字技術賦能電力、工業、交通、建筑行業減排總量分別增加了 12.3%、5.4%、18.3%和3.9%，至 2030 年，數字技術賦能全社會總體減排量將達12%至22%2。二是從外部看，碳排放監測、碳數據空間、碳足跡認證等業務需求有所增加。隨著“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等“碳關稅”征收機制開始落地實施，碳排放追蹤成為進入國際市場和國際供應鏈的新要求，開展產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跡追蹤逐步成為企業邁向國際市場的必選動作，碳排放監測、碳數據共享流通、碳足跡可信認證等業務有望成為智慧環保行業新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