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020 年,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社會發展水平呈現上升趨勢,但存在一定的波動性和不平衡性。
1.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經濟維度的發展水平
2010—2020 年,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呈現上升趨勢,但除了新加坡、阿聯酋、馬來西亞等 5 國外,其余 39 個國家仍處于較低水平(經濟發展二級指標的指數低于 0.2)。此外,相比較社會、環境維度,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成為限制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綠色發展的重要約束性因素。相比較 2010 年,2013、2020 年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經濟發展指數略有進步,但集中度有所下降,且密度分布圖更偏右,表明少數共建國家經濟發展更快。

2010—2020 年,亞洲、美洲和歐洲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綜合指數均成明顯上升趨勢,非洲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綜合指數則在上升后逐漸陷入停滯狀態。總體而言,歐洲和美洲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綜合指數高于非洲和亞洲相關國家。且歐洲相關國家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經濟發展指數較為均衡,亞洲和非洲相關國家的經濟發展指數差異較大,尤其是亞洲相關國家。
2.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社會維度的發展水平
2010—2020 年,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社會發展水平呈現上升趨勢,但存在一定的波動性和不平衡性。2020 年,但除沙特、柬埔寨等11 國外,其余33個國家社會發展指數大于 0.2,處于較好水平。相比較經濟和環境維度,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社會發展水平較高,是綠色發展綜合指數的重要促進因素。2010—2020 年,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社會發展指數均值總體變化不大,但集中度有所提高。
2010—2020 年,四大洲相關國家的社會發展指數均值相差不大,且均存在一定的波動性。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社會發展相關指標的工作性質存在波動性和長期性;另一方面,各國社會發展的三級指標數據缺失較為嚴重,且更新滯后。
3.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環境維度的發展水平
2010—2020 年,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環境發展水平相對最為穩定,總體水平低于社會維度,但高于經濟維度。新加坡、加蓬等10 個國環境發展指數處于較高水平(大于 0.2)。受自然環境惡劣等因素影響,埃及、巴基斯坦等 6 個國家的環境發展指數低于 0.1。總體而言,相比較2010 年,2013、2020 年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環境發展平均指數變化不大,但集中度略微增加,總體而言較為穩定。

從區域分布來看,非洲、歐洲相關國家的環境發展水平較高,亞洲和美洲相關國家稍低,但總體差別不大。與經濟、社會維度一致,非洲和亞洲相關國家的環境發展水平內部差異較大。一方面,非洲和亞洲相關國家既有自然生態環境條件優越的國家,如加蓬、柬埔寨;也有自然生態稟賦不是很優越的國家,如埃及、沙特等。另一方面,部分國家由于工業化進程,造成部分環境質量、資源利用等指標較差,影響環境發展水平,如印度尼西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