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業鏈外遷驅動因素分析

中國要素稟賦結構的改變使勞動密集產業失去比較優勢。

隨中國的勞動力人口供給難以為繼，勞動成本比較性優勢有所下降，資本投入也在老齡化加深的趨 勢下面臨儲蓄率下降所帶來的邊際效益遞減的束縛。在當前中國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中國若要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則需要通過產業深度轉型以及技術突破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并根據當前經濟發 展的階段下的資源稟賦結構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并轉移出不適宜其長期經濟發展的勞動密集型產 業。 多組數據表明目前中國的人口紅利不具可持續性和比較優勢：從撫養比，即(0-14 歲非勞動力人口 +65 歲以上非勞動力人口）/15-64 歲勞動人口）來看,中國早已呈現出見底回升的態勢，當前 100 個勞 動人口要撫養 45 個孩童和老人，未來撫養負擔會更加繁重。對比來看，墨西哥和印度兩國撫養比率趨 勢則在不斷下跌，顯示出勞動力更具備長期潛能。老齡化程度方面，中國 65 歲人口比例高達 13.72%， 高出越南超過 4.6 個百分點。對比平均薪資，無論從增速還是絕對值來看中國當前的勞動力成本都顯著 高于越南的水平。制造業人工成本方面，墨西哥和越南也較中國更為廉價。從經濟部門勞動力分布結構 的角度看，中國整體工業勞動力占比逐年下行，而越南則在近年來大力發展制造業之下，勞動力結構從 第一產業逐漸轉向第二產業。

隨著中國勞動力人口與成本比較優勢逐漸走弱，勞動力整體對于實際 GDP 的增長貢獻下降顯著，總 體從分母端提振了人均資本存量，產業升級遵循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下的最優選擇。根據經濟增長的經典 理論，一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動能在于其勞動力的增長、資本的累積、技術的革新以及選擇與其經濟結構 相適宜的資本密集度技術。在生產函數 中，A 與 a 都可以被視為技術的表征。全要素生產率 A 是在剝離資本 K 和勞動 L 對于經濟增長 Y 后包括技術在內的剩余部分。a 是生產方式的刻畫，代表資 本密集度。a 越大，生產對于資本 K 的依賴越大，反之，當 a 越小，生產就越依賴勞動力 L。在此模型 中，全要素生產率 A 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越高越好，然而資本密集度 a 卻是一個產業的擇優問題：一個經濟體最優資本密集度技術的選擇由其要素稟賦結構決定, 隨著人均資本存量（K/L），即資本存量與勞動 人口比率的變化，對于一國最有利的產業也會發生轉變。當人均資本存量在低位，也就是當資本較為稀 缺的時候，選擇勞動密集型技術更優，但當人均資本存量相對較高時，資本密集型技術對經濟發展更加 有利。在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之下，一國的產業發展戰略應當根據不同階段其要素稟賦的情況來選擇最適 當的技術方式來組織其生產。

當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的數據來看，中國的總資本存量增速從 2009 年的 9%降至 2019 年 的 7%。雖然我國資本存量的增速近年來有所放緩，但在勞動增速走弱的驅動下，人均資本存量呈現逐漸 上行趨勢。人均資本存量的上升，使中國的紡織、制鞋、家具等勞動型密集制造業的優勢喪失。與越、 墨兩國橫向比較來看，兩國資源稟賦結構與發展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更為匹配。在此背景下，部分制造業 的外遷從中國長期發展的角度來說實際并無害處：若要避免經濟停滯在中等收入階段以及經濟增速的中 樞下移，在當前勞動力（L）增長不可持續，疊加資本要素（K）驅動的增長遭遇瓶頸的情況下，應更為 依賴于全要素生產（A）與資本份額（a）的部分，通過技術與產業升級，以及將勞動密集產業轉移至人 均資本存量相對較低的國家來為本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增長注入動能。勞動成本敏感型環節和產業鏈中 偏端加工組裝節的外遷順應產業發展規律，也利于中國淘汰較落后的產能，從而集中有限資源于產業轉 型和升級。

中國要素稟賦結構發生改變一方面使中國主動遷出勞動密集產業，著重于發展技術密集產業，另一 方面，制造業勞動力效益的下降也會天然地驅使外商投資（FDI）流出中國并轉向其他勞動力成本更低 的國家地區。2011 年流入中國的 FDI 制造業規模達到 521.01 億美元頂峰后回落趨勢顯著，整體來看基 本與勞動力占比的趨勢保持一致，顯示近年來隨著國內勞動力優勢的下降，外商逐步減少對于勞動密集 型產業的投資凈流入。而墨西哥和越南等新興國家因為有較高成本效益的勞動力市場，吸引了巨額外資 的轉移。各國 FDI 凈流入趨勢一定程度體現了許多國際企業選擇將在中國的資本回撤并轉移至包括越、 墨在內的新興市場。自 2022 年二季度至今，中國的 FDI 凈流入總量持續走跌，同期，由于越南和墨西 哥擁有較為豐富的勞動資源和低廉生產成本，推動境外投資的大量流向這些國家。正如同上世紀 90 年 代的中國，越南和墨西哥在大規模外商投資和制造商的涌入之下，整體經濟及制造業得到了高速發展。 近年來，流入越南的外商投資主要集中于包括電子機械、紡織、制鞋制造業，外資也成為了越南出口中 的主要成分，拉動該國出口大幅增長。當前，全球知名電子企業和服裝企業，例如三星、英特爾、微 軟、LG、耐克、GAP、阿迪達斯等紛紛在越南入駐建立工廠基地。自 2018 年起，墨西哥 FDI 凈流入顯 著上行，投資分布主要集中于交通設備制造業，近年來吸引了眾多汽車品牌：奧迪、寶馬、克萊斯勒、 福特、通用、本田、起亞、馬自達、日產、豐田和大眾已在墨西哥設廠。同時，墨西哥也是全球電子產 品的第八大生產國，知名投資企業包括戴爾、LG、索尼、東芝、三星、RCA、飛浦、松下、西門子以及 許多原始設備制造商和原始設計制造商。

在公共衛生事件期間，中國總體控制較好，產業鏈相對完善，且海外同步也在開啟經濟刺激政策，需 求的大幅上漲帶動了中國制造業的大規模擴展。但隨著地緣政治所帶來的對供應鏈的擾動，疊加海外通脹 的高啟、各國央行加息、全球經濟進入去庫周期，國內此前增加的產能出現嚴重過剩的情況，促使競爭激 烈的行業領域降價搶占市場份額。以電子和汽車制造業為例，近年來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利潤增速總體低于 生產增速的情況，國內企業出海在其他國家尋找潛在利潤空間。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一定程度上表 征了國內產業鏈向外轉移的情況，中資企業出海設立公司工廠以及并購都在 ODI 中有所體現。自 2019 年 來，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ODI 發生了較為顯著的增長。細分國家來看，中國對于包括墨西哥、智利 等拉美國家以及包括越南、馬來西亞以及印尼等東盟國家的 ODI 基本呈現出上行趨勢。

1.3 西方構建新產業鏈體系以加強“近岸”與區域內合作，減少對華依賴

2008 年金融危機后，美國開始反思制造業外包的弊端，意識到了制造業對于國家未來經濟增長以及 就業的重要性。總結各屆美國政府推動制造業回流的過程，激勵制造業回流主要通過 “推動產業立法”、 “增強采購國貨”、“優化創新生態”，和“施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四個主要路徑。在“推動產業立法”方面， 民主黨主要通過補貼、公共投資以及稅收抵免等政策，共和黨則主要施行大幅減稅來降低國內生產成本和 企業離岸意愿。奧巴馬執政期間以“再工業化”為主線，主要通過加強對于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創新和基 礎建設促進產業創新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發展。而后來的特朗普政府則秉持 “美國優先” 和“制造業就業機 會重回美國”的原則聚焦發展傳統制造，設置貿易壁壘來強化本國制造業的優勢，其初衷是希望將中低端 制造業流回國內。然而經過實踐，美國意識到倘若要組建包括工業與制造業在內的全產業鏈的可能性極 低，因為美國的制造業占比僅占 10%，而其中主要以軍工、航天高端制造業為主。除此以外，美國當前第 二產業就業人數占比不高，中低端制造的回流意味著成本的大幅增加，帶來通脹風險。

由于要實現制造業大量回流于本土非 “一朝一夕之功”，美國近年來開始謀求將制造業產業鏈中心從 中國轉移至以美國主導的新體系, 加強以減輕對中國的依賴并分散產業鏈風險。拜登總統上任之后促進了與東盟和拉美國家之間的盟友關系以構建“回流”，“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結合的產業鏈體系。2022 年，東盟和美國關系升級為 “有意義、實質性和互惠互利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總額達 2800 億美元的 《芯片法案》正式簽署，計劃加強包括越南在內的 7 個目標國家的半導體發展。繼《美-墨-加貿易協定 USMCA》簽署后，美-墨關系也在重啟高級別經濟對話機制中不斷改善。由于地理上與美國市場相鄰，墨西 哥逐漸成為了美國傾向選擇的近岸轉移目的地。《通貨膨脹削減法案》的出臺為電動車減 7500 美元稅收， 要求電池組裝以及加工必須在北美進行，為墨西哥汽車制造業提供機會。從美國進口總額占比來看，美國 進口集中度下降，從中國轉移至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趨勢明顯，前期以越南為代表，近期墨西哥占美國進口 份額上漲更為迅猛。2022 年，墨西哥首次超越中國成為了美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后，對美進口總額以及 在美國進口中占有的比重持續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