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概念、內涵、重要性及國際訴求有哪些？

全球南方是一個不斷演進的過程，它有著地理、政治經濟、價值理念等豐富 的維度，走過了從地理經濟學意義上的南方到更具政治、經濟和身份意識與行動 能力的全球性力量。

從地理經濟學來看，社會經濟水平發達的國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北部，發展 中國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南部和南半球，這種南北發展差距大致符合 “ 勃蘭特線 ” （The Brandt Line）1 劃分的地理狀況。從地理經濟學來看，南方國家一般指包括 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太平洋島嶼以及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新 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集合體。

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全球南方延續了反殖反帝反霸運動的傳統， 常常被認為是 “ 第三世界 ” 和不結盟運動的后續產物，逐漸成長為當今全球政治 中一支不容忽視的國際力量。冷戰結束后，以 1991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南方的挑戰： 南方委員會的報告》為標志性事件，南方委員會強調南方國家需要在全球層面共 同努力，全球南方由此逐漸取代 “ 第三世界 ” 的稱謂。全球南方概念的興起，一 方面說明人們日益認識到發展中國家的分布是全球性的，其可持續發展議程也成 為全球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南方國家正在形成一股新興的全 球性力量，在全球治理體系中表達自身的關切并付諸行動實現這些訴求。 從身份建構的角度來看，全球南方也表現出鮮明的價值理念和身份意識。身 份的建構一方面基于全球南方國家自身的共同利益與訴求，另一方面也是與北方 國家互動的結果。全球南方全球影響力的上升常常被概括為全球南方影響力的上升，有時候被西方學者概括為 “ 他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值得注意的 是，與 “ 第三世界 ”“ 外圍世界 ” 和 “ 欠發達地區 ” 等含有等級、邊緣隱喻的價值 判斷術語 2 相比，全球南方是一種更加中性和客觀的身份表述。全球南方凸顯了其 對南北問題和貧困問題是全球性問題的認知，只有通過全球范圍內的努力才能予 以解決。

全球南方為什么變得重要？首先，南方國家經濟實力的整體上升及其對人類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議程的 關鍵影響，使其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的影響力日益提升。國際貨幣基金數據顯示， 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對全球 GDP 的貢獻從 20 世紀 80 年代的 37% 上升至當前的 58.8%，預期經濟增速顯著高于發達經濟體，成為國際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3 發 展中經濟體在全球出口的占比也從 2010 年的 37% 上升至 2022 年的 42%。4 以金 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群體崛起極大地改變了全球南方的面貌，全球南方 占據了世界經濟的半壁江山，它們以可持續發展議程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進程將 會進一步改善人類社會的文明形態。

其次，全球性問題需要全球性的解決方案，然而全球南方在既有的全球治理 機制中話語權和決策權嚴重不足，這種全球治理赤字促使全球南方變得活躍起來。 全球南方國家努力共同發聲，要求建立更為公正合理有效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盡管經濟全球化促進了許多南方國家經濟的增長，并使大量全球人口脫離了貧困， 但全球發展不平衡現象仍然存在，并使最不發達地區進一步暴露在沖突、貧困和 資源匱乏風險中。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2023 特別報告》指出，2030 年可持 續發展議程面臨無法兌現的風險，大約一半的具體目標略微或嚴重偏離軌道。5 可 持續發展議程的實現過程遭遇挫折也促使全球南方國家行動起來去爭取更為有利和公平的發展環境。2023 年，金磚國家合作機制邀請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亞、 伊朗、沙特、阿聯酋六國加入；二十國集團邀請非洲聯盟成為正式成員國，這些 進展顯示全球南方在全球政治舞臺上更加活躍并受到關注。

最后，大國地緣競爭陰霾的再次浮現，強化了南方國家共同發聲的必要性。 俄烏沖突爆發后，全球南方大多采取了抵制北約國家動員其參與對俄制裁和援助 烏克蘭武器的要求，呼吁國際社會采取行動促進俄烏沖突的和平解決，并關注俄 烏沖突對國際糧食和能源安全的影響。面對世紀疫情之后美歐炒作 “ 供應鏈安全 ”， 推進供應鏈近岸化和友岸化等貿易投資保護主義的新情況，全球南方國家反對世 界經濟脫鉤斷鏈、積極支持區域經濟合作和世界經濟體系的開放性，成為支持經 濟全球化進程的新興力量。全球南方也不愿成為大國競爭的受害者，他們更傾向 于維護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秩序和多邊合作。

當前，世界安全形勢正在發生深刻演變，地緣政治競爭疊加新興技術革命沖 擊加劇，技術、金融和貿易政治化安全化日趨嚴重，全球南方國家面臨的安全風 險不減反增，其持續發展和穩定的安全環境有所惡化。 第一，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根據澳大利亞經濟與和平研究所（IEP）《2023 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報告》（GTI 2023）顯示，全球最危險的幾大恐怖組織全部 位于全球南方國家，其嚴重威脅當地政治穩定，妨礙經濟社會發展。6 同時，恐怖 主義活動還會造成外溢效應，比如受利比亞、馬里局勢以及極端組織 “ 博科圣地 ” 恐怖主義活動的影響，大批難民涌入尼日爾境內，增加了尼日爾的社會壓力。 第二，內部沖突疊加外部干預。從 2020 年開始，馬里、幾內亞、緬甸、布 基納法索、尼日爾等相繼發生政變。這些現象背后，既有部分南方國家政治體制 不穩定、不成熟所引發的內部沖突，也有外部勢力長期干預地區事務造成的惡果。 內部沖突和政治體制不穩定創造了外部勢力介入的機會，而外部干預又進一步加 劇了國內沖突。這種惡性循環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穩定造成了深刻的負面影響。 第三，網絡和信息安全帶來新的挑戰。通信技術帶來的無國界實時交流機會 使得網絡安全成為一個復雜的跨國問題。發展中國家缺乏能力維護本國的網絡安 全。網絡已成為部分國家在世界各地實施 “ 和平演變 ” 和 “ 顏色革命 ”，持續進行 間諜竊密活動的重要手段，7 嚴重威脅了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穩定。

全球南方的發展問題一直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在取得明顯進步之余仍然 面臨著一系列的復雜挑戰。 第一，貧困和社會不平等。貧困和社會不平等是造成全球南方國家社會動蕩 的根本原因。根據 2022 年多維貧困指數顯示，111 個發展中國家的 12 億人生活 在嚴重的多維貧困中，其中一半是 18 歲以下的兒童。8 與此同時，全球財富最多 的 1% 人群獲得了世界收入總量的五分之一。所有這些不平等現象不僅將動搖全 球南方國家的發展，更會激化南北矛盾、階層矛盾，撕裂國際社會的團結。 第二，債務風險。2020 年以來，疫情沖擊、全球供應鏈緊張、美聯儲貨幣政 策轉向、俄烏沖突等等沖擊接踵而至，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宏觀經濟秩序已陷入混亂。 根據 IMF2022 年的年報數據，約 60% 的低收入國家可能或已陷入債務困境。9 債 務風險不僅給發展中國家的公共財政帶來巨大壓力，阻礙其對教育、醫療、經濟 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投資能力，而且會給債權人以及更廣泛的全球穩定與繁榮帶來 潛在的成本和風險。 第三，糧食安全。根據聯合國最新的《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顯示， 2019 年以來，全球饑餓人口新增 1.22 多億，可能無法如期實現 2030 年消除饑餓 的可持續發展目標。10 嚴重的糧食危機還將進一步沖擊全球南方國家本已脆弱的經濟社會形勢，引發危機的連鎖反應。 第四，公共衛生。新冠肺炎疫情加重了多數全球南方國家應對公共衛生問題 的挑戰。公共衛生問題成為嚴重遏制全球南方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威脅因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警告稱，如果無法持續獲得國際支持，新冠肺炎疫情的永久性 “ 創傷 ” 可能損害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前景，加劇不平等問題，且可能使過去十年 的減貧成果毀于一旦。11

應對美元霸權的挑戰 美元主導下的國際金融體系弊端近年來不斷發酵，全球南方國家頗受其害。 國際金融體系的多元化或 “ 去美元化 ” 成為全球南方的一項重要議程。一方面， 為平抑國內通貨膨脹，美聯儲的大幅加息導致國際資本迅速回流美國，導致其他 國家的貨幣政策面臨巨大壓力。12 另一方面，美國在塔利班掌握阿富汗政權后凍 結阿富汗中央銀行儲備，在俄烏沖突爆發后禁止俄羅斯使用 SWIFT 國際結算系統， 進一步加深了全球南方國家對美國將金融霸權武器化的憂慮，使前者更加急切地 尋求建立公平和可靠的金融體系。13 此外，南方國家長期呼吁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 使其更公正有效地反映南方國家的利益訴求。早在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金融援助與國內制度改革相掛鉤已引發南方國家的不滿。在 新冠疫情期間，國際金融機構為全球南方提供的融資支持顯著低于發達國家，因 此進一步受到南方國家的廣泛批評。14

追求環境正義的氣候觀 南方國家認為發達國家是造成氣候變化的主要責任方，而發展中國家面對氣 候變化的影響時最為脆弱。因此，全球南方在氣候變化領域的主要訴求是：其一， 發達國家應率先采取積極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其二，南方國家享有追求現代化和 經濟增長的正當權利，氣候變化需從可持續發展視角予以應對；其三，發達國家應為南方國家采取的氣候變化行動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并對遭受氣候損失和損 害的南方國家提供補償。在 “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 原則下，全球南方中一些有 能力的國家從國家自主貢獻的角度積極作為，成為實現碳中和及綠色發展的新生 力量，展現了全球南方國家對人類社會可持續未來的承諾。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球南方的綠色發展之路有著新的挑戰。一是過于激進 的碳中和政策將帶來沉重的經濟和社會負擔，甚至導致能源短缺和社會動蕩等風 險。二是缺乏能源革命和綠色產業轉型所需的資金、技術與人才。發達國家向南 方國家氣候行動提供的資金支持仍明顯不足，不僅在總量上從未達到原先承諾的 每年 1000 億美元的規模，在形式上也主要是貸款甚至非減讓性貸款為主，反而 增加了受援國的財政壓力。最不發達國家基金、適應氣候變化基金、損失損害基 金等專項資金機制的效用仍有待證明。15 三是作為可再生能源轉型關鍵原料供應 方，發展中國家能否擺脫資源詛咒，從全球綠色產業鏈中真正獲得惠益也存在不 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