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現狀、特征、原因及影響分析

全球人口步入老齡化階段。

當 60 歲以上人口占比超10%/20%/30%或65 歲以上人口占比超 7%/14%/21%，則標志著進入了初級/深度/重度老齡化社會。其中日本、韓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已經度過快速老齡化時期。日本、韓國等為老齡人口比例已較高的國家，已經經歷高速老齡化過程。日本進入老齡化社會時間較美國、澳大利亞等國較晚，但其老齡化發展更為迅速并且程度更深。美國、澳大利亞等目前老齡人口比例較高，過去老齡化進展較緩和。

印度、越南等國目前老齡化現象不嚴重，老齡人口占比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保持較低水平。由于出生率較高與發展起步較晚，印度、越南等國目前老齡化現象并不嚴重，其 65 歲以上老齡人口占比雖也有上升趨勢，但預計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將保持在 10%以下。

我國已步入深度老齡社會，且向老齡化進程較快，未來老齡人口占比將加速提升。2021 年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占比達到14.2%，步入深度老齡化社會，并且 65 歲以上人口增速高于歐美等國家。從近兩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來看，45-59 歲人口占比在 2020 年七普時形成高峰，該部分人口將在2020 年以后逐步轉化為 60 歲以上的老齡人口，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預測，中國老齡人口將在 2050-2060 年間達到峰值，2035年預計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未來老齡人口占比將加速提升，2020-2050年將是我國老齡人口占比快速增長的階段。

從人口增速角度切入看，人口負增長是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普遍人口變化趨勢。全球范圍內大部分國家的人口數量正在逐年減少，其主要原因為適齡生育人口不足、生育率下降、移民流入不足等。對此各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勵年輕人生育，例如提供育嬰津貼、增加育嬰假期等。將世界各國的人口增長趨勢分為四大類。已經達到人口負增長狀態的國家有日本、韓國、新加坡等。1）日本人口負增長情況較典型、較嚴重，日本在 1970 年代以后人口增速保持在 1%以下，在2009 年以后步入人口負增長時代。日本需 120 萬/年出生人口才可維持人口，但2011 以后日本年出生人口數量均不足 100 萬。2）韓國人口增速自1970 年代以后下降幅度較快，至 2021 年下降至負值-0.18%。3）新加坡2021 年總人口545萬，同比下降 4.1%，為 1950 年至今的最大降幅，其原因一方面為新加坡移民流失，另一方面為新加坡的結婚率、生育率較低。

人口負增長趨勢明顯，即將達到人口負增長狀態的有中國、美國、法國等。以上國家近年來人口增速持續下降的趨勢均較明顯，且其在2021年的人口增速分別為 0.09%/0.12%/0.18%，均較貼近0 值。目前人口增長率仍較快的有印度、越南等。以印度、越南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20 世紀內人口增長率中樞穩定在2%左右，21 世紀以后人口增長率有所下降，但仍然可基本保證在 1%以上，其人口紅利期長度較長。

人口負增長即為出生率＜死亡率。各國人口負增長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經濟發展水平高，社會競爭壓力大，導致年輕人推遲結婚生育或選擇不生育；第二，教育水平高，女性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比例高，導致生育意愿降低；第三，社會保障體系完善，老年人壽命延長，導致適齡生育人群占比減少；第四，移民政策嚴格，外來人口流入受限，導致自然增長率下降。通過出生率、死亡率兩方面分析我國人口負增長情況。出生率方面，近年來我國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從2016 年的13.6‰降至 2022 年的 6.8‰。歷史上我國人口出生率有多次下降。1）1957-1961年、1963-1979 年的下降：分別降至 1961 年的18.0‰、1979 年的17.8‰，此時我國生育率受歷史政治事件影響有所波動，且我國衛生條件改善也對生育率降低產生一定影響。2）1987-2010 年的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胎化”政策穩步推行，推動我國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出生率由1987年的23.3‰下降至 2010 年的 11.9‰。3）2016 年至今的下降：盡管2016年元旦二胎政策正式實施以緩和我國人口矛盾，但我國人口出生率仍在此6年間下降了 0.68pct，育齡婦女人數下降、生育意愿減弱為我國2016年以后人口出生率下降的主要癥結所在。

TFR（Total Fertility Rate）為總和生育率，反映了平均每個婦女一生生育后代的數量。TFR 數據和出生率數據走勢高度相似，但TFR數據可指示一國人口的未來變化趨勢，更具前瞻性。由于存在嬰兒夭折等情況，因此TFR 為 2.1 可實現代際間的人口平衡，實現世界人口的自然更替。TFR小于 2 直接指向的是人口的負增長。我國 TFR 水平自1991 年開始低至2以下，因此我國自 1991 年起即存在人口負增長趨勢的預示。各國的 TFR 水平大多低于 2.5，2020 年，日本/韓國/中國香港/中國澳門/新加坡的 TFR 已降至 1.4/1.0/1.1/1.2/1.1 水平，其TFR水平均在1.5以下，而同期歐洲發達國家 TFR 水平分布在 1.2-1.9 之間。我國TFR數據近年下降較快，2018-2020 年我國 TFR 分別下降0.26/0.06/0.22，至2020年已降至1.28，嚴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2.30。

死亡率方面，我國人口死亡率近年以來波動不大。中國人口死亡率從1970 年開始呈現穩定下降趨勢，1983 年以后穩定在7‰以下，2008年后略微上升至 7‰以上，2020 年以后受新冠疫情影響略有上升，總體看我國人口死亡率在四十年內波動不大。 一方面，我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在過去60 年內持續提高，從1960年的 43.73 歲增加到 2020 年的 78.08 歲，其中，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始終稍高于男性，從 1960 年的 45.19 歲增加到 2020 年的81.06 歲，男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從 1960 年的 42.43 歲增加到 2020 年的75.31 歲。因此我國居民各年齡階段的死亡率均下降，有利于提高人口增長率數據。另一方面，人均預期壽命將在長期內影響我國人口結構。預期壽命提高使得人口結構中老齡人口數量占比更高，中國65 歲以上人口比例從2010年的 8.9%上升到 2021 年的 14.20%，未來老齡人口占比繼續上升的預期同樣較強。而老齡人口對應的死亡率更高，因此預期壽命提高會提高人口死亡率。另外，預期壽命提高導致育齡婦女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降低，這將降低生育率。

全球平均：全球人口的年齡分布接近完美的金字塔型。每過一年，老齡人口的自然死亡過程對應著高齡人口數量減少，同時人口年齡結構圖形整體發生下浮上移，而最底部計入當年新生兒的人口增量。由于一方面，全球人口年齡結構中，30-70 歲人口占比均有增大，30-70歲人口累計占比由 2011 年的 37.42%提升至2021 年的45.40%，另一方面，雖然近十年來全球出生率仍然保持持續下降趨勢，但近十年來全球青年人口占比仍然有小幅提升的情況，2011-2021 年全球0-4 歲/5-9 歲/10-14歲/15-19 歲人口占比由 8.24%/7.83%/7.65%/7.61%略微上升至8.49%/8.64%/8.34%/7.88%。因此近十年全球人口結構（圖形結構）基本未發生改變。

日本：日本已經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十年間日本人口總體略降。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日本十年間人口增速為-1.86%，2021年日本總人口為 1.26 億人。且對應的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現象明顯。2021年日本65歲及以上人口 0.38 億人，占比 29.98%，十年間增幅26.59%，其中超高齡人群人口增速較快，100 歲以上、95-99 歲年齡段，十年間分別增加254%、146%；2021 年日本 14 歲及以下人口 0.15 億人，占比11.55%，十年間下降10.48%，其中 10-14 歲、5-9 歲年齡段人口降幅最明顯，十年間分別減少10%和 11%。 雖然自然死亡仍對于高齡人群在人口結構中的構成有削薄作用，但其一，對比日本 2011、2021 年的人口結構，2011 年日本在35-39歲、60-64歲年齡段人口數量占比最大，這部分人口在十年間發生結構上移，對應于2021 年日本人口數量占比最大 45-49 歲、70-74 歲年齡段。其二，日本低婚育愿望催生少子化現象，因此日本新生兒出生數量在十年間未有明顯提升，2021 年日本新生兒出生數量為 84.29 萬人，為歷史以來最低值。此為日本人口老齡化的形成原因。

中國：人口負增長直接指向人口老齡化，兩者具有較強相關性。

中國的老齡化程度相較十年前進一步加深。2021 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 13.5%，其中 80 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3.4%。中國的人口金字塔呈現出“中寬下窄”的形狀，即中間年齡段（40-64 歲）的人口比例較高，其中占比最高的 45-54 歲人口占比16.24%，而年輕一代（0-19歲）的人口比例較低。2011-2021 年十年間，我國100 歲/95-99 歲/90-94歲人口數量分別增長 75.7%/158.3%/146.2%，85-89 歲人口、80-84 歲人口數量也分別增長 124.8%、71.1%，遠高于 5.4%的總人口增速。我國近十年新生人口數量不足導致我國近十年間老齡化程度提升。站在 2011 年時點看中國人口結構，由于歷史上計劃生育政策原因，2011年我國 30 歲及以下年齡段人口斷崖現象較明顯，重點看我國近十年二胎、三胎等政策釋放的人口紅利的效力大小以及持續時間的長短。但從2021年數據看，5-9 歲人口占比相較 10-14 歲人口更高，證明我國生育政策短期內存在一定促進人口增長的效應，但 0-4 歲占比仍較小，因此長期內我國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加強的趨勢仍不變。

另外，我國出生人口下降幅度最大，強化我國未來老齡化趨勢提升預期。雖然中國、日本、全球的出生率在長期內均持續下降，但是全球平均人口出生率的絕對水平較高，仍能保證每年新增的人口供給，從而支撐人口總量穩定。又由于近年來全球人口年齡結構可保持金字塔型不變，因此全球人口總量保持穩定可以支撐全球人口年齡結構穩固。因此進一步看出生人口同比增速，近年來各國出生人口增速水平不一，其中近年來我國出生人口降幅最明顯。1960-2022 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呈現明顯下降趨勢，從43.4‰下降至 6.8‰，降幅明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及日本等國家。

我國老齡化進程呈現出以下幾大特征：1）老齡化速度快。我國的老齡化進程與日本十分接近，從初級老齡化到重度老齡化的過渡期 30 多年，而對比美國和德國的這一過渡期分別是70多年和 50 多年，我國的老齡化進程相對較快。

2）未富先老。以進入深度老齡化的年份人均GDP 做對比，我國的人均 GDP 也低于上述發達國家。

升，2021 年為 19.01%，這一水平與上述幾個發達國家進入深度老齡化年份時接近，但我國 2020 年總和生育率已降至1.28，低于美日德三國進入深度老齡化時的生育率，未來我國老齡化加速的同時生育率不足，將導致老年撫養比持續上升，養老負擔進一步加重。

引致人口結構變化的低出生率為老齡化主因，另外教育程度、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婚育意愿減弱以及性別失衡問題對于人口老齡化趨勢均有不同程度催化。 老齡人口較多，出生率較低導致老齡化。受生育政策的影響，我國分別于 1949-1959 年/1962-1973 年/1981-1991 年出現三波嬰兒潮，其中第三波嬰兒潮主要是前兩波嬰兒潮的自然延續。自2011 年開始我國逐步放開生育政策，從雙獨二胎逐步過渡至全面開放三胎，但受限于過去計劃生育導致的適齡人口基數較低，2010 年代的二胎、三胎政策對于人口出生率提升幅度有限，我國并沒有“準時”迎來第四波嬰兒潮，2011 年出生率短暫升高后繼續下降至 10‰以下。上文已重點分析了我國人口增速的現狀，以及我國人口增速與人口老齡化之間的關系。 計劃生育政策對于出生率造成較大影響。建國初期由于實施鼓勵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較高。盡管 20 世紀 60 年代我國就已提出計劃生育，但由于自然災害后的補償性生育，出生率并未在短期內下降，且后續計劃生育工作一度停滯。1982 年，我國將計劃生育政策定位為基本國策，此后人人口出生率呈現逐年降低態勢。計劃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國的人口增長，使我國從高出生率國家轉變為低出生率國家，并在人口結構變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長期維度看，我國歷史生育率受政策影響較大，導致我國出生率下降橫向對比其他國家較嚴重。

三胎政策對于我國出生率的提升不強。人口出生率受適齡人口比例、結婚人口比例、生育人口比例、平均生育數量等多個因素影響。三胎政策僅可通過提升平均生育數量的方式提高出生率，較難影響前三個變量。因此在非婚非育群體增加的社會背景下，三胎政策對于出生率的提升作用較為有限。

另有教育水平、城鎮化率水平提升對于生育率造成負面影響。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由 2010 年的 9.08 年提升至2020 年的9.91 年，其中2020年北京市人均受教育年限全國最高，為 12.64 年，對應于6.35‰的出生率，其中西藏自治區人均受教育年限全國最低，為6.75 年，對應于14.17‰的出生率。在教育水平不斷提高、城鎮化率水平不斷上升的背景下，微觀方面，高線城市的養育成本較低線城市更高，高學歷人群轉向晚育、不育的養育觀念，家庭生育決策相較過去不斷發生改變。女性角度看，教育水平提高促使女性參與工作，追求經濟獨立，因此減少生育的愿望以及推遲生育年齡。

婚育意愿減弱影響我國人口出生率。2010 年以來我國結婚率呈現不斷下降趨勢，2021 年我國結婚率僅為 5.40%。近十年，我國有婚姻經歷人群占比下降情況在 30 歲以下人群尤為明顯。一方面，結婚率下降影響我國人口出生率。1）我國城市化水平不斷增強，城鎮生活居民的婚育意愿普遍低于農村人口，婚育年齡普遍高于農村人口。且大城市由于購房、養育成本較高、生活壓力較大，因此這一效應尤其顯著。2）非婚主義逐漸成為社會思潮。3）居民對于宏觀經濟前景、社會發展的負面預期等也對結婚率下降有所影響。另一方面，離婚率上升也對人口出生率產生部分影響。

我國的性別失衡現象增強了適婚人口向婚育人口轉化過程中的摩擦。自然情況下，各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穩定在1.05 左右。自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以來，我國出生人口性別不均衡問題不斷加深，在1980-2000 年之間，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不斷失衡，至 2002-2008 年，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達到峰值1.18。2020 年我國女性平均生育年齡為 29.2 歲，據此看，目前生育主力婦女出生年份約在 1994 年左右，對應于 1994 年約為1.15 的出生人口性別比，較高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將對于我國人口出生率造成較大影響。

因此對應于 2019 年我國人口結構數據中，我國15-34 歲人口中性別比失衡最嚴重，2019 年我國 15-19 歲/20-24 歲/25-29 歲/30-34 歲人群性別比分別為
118.39/114.61/106.65/101.28，均處于歷史最高分位上。而2019年10-19歲人群性別比同樣較高，因此未來十年內我國因性別失衡導致的生育力下降問題仍然存在。

一國的人口老齡化進程幾乎不可逆轉。雖然一國社會的老齡化可以通過提高生育率、延長勞動年齡、更寬松的移民政策等方式得以緩解，但本質上，一國人口的老齡化較難逆轉。第一，生育率下降具有慣性。城市化、教育水平提高、婦女就業率增加等因素使得生育率下降，而生育率下降會導致適齡生育人口進一步減少，而人口結構對社會影響較長期，目前時點政策施以的影響，須等待至少 20 年后才顯著影響人口結構。第二，民眾壽命將持續延長。醫療技術進步，人類平均壽命提高，老年人口比例逐漸增加。 人口老齡化對一國的經濟發展有重大影響。消極看，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將減少勞動力供給和消費需求，降低經濟增長潛力；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將增加養老和醫療支出壓力，加劇財政赤字風險。適齡勞動人口減少：隨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勞動力供給逐漸減少，導致生產力不足。從總規模看，我國目前勞動力人口數量已經見頂。1990年至今，我國勞動力人口先上升后下降，2015 年，我國勞動力人口7.81億人達到最高，隨后呈現下降趨勢，2021 年，我國勞動力人口數量從疫情中有所恢復，基本與 2015 年水平持平。

社會整體消費需求降低：一方面，老年人消費水平受限。由于老年人口退休后缺乏固定的工資收入，其收入來源大幅縮減，僅有儲蓄和養老金收入支撐其消費，因此其消費能力大幅下降。由于消費者的消費行為集中在 55 歲以前，老年人口的消費欲望更低、消費面更窄，因此老齡化將對于消費行業造成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導致老人的撫養壓力上升，因此人口老齡化對于年輕人消費能力/家庭消費能力同樣產生壓制作用。我國撫養比拐點于2010 年出現，預計未來我國撫養比將維持上升趨勢。1960 年代由于我國出生率較高，因此我國撫養比甚至超過 80%，其中主要由于少兒撫養比較高。計劃生育政策推動我國撫養比自 1966 年高點持續下降至2010 年。2021年我國總人口撫養比為 42.87%，過去十年間撫養比的下降趨勢發生逆轉，2011-2021 十年間增長 6.32pct，且老年撫養比超過少兒撫養比。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年輕人需要承擔更多的撫養責任，導致以家庭為單位的消費支出的水平和結構發生變化。

以上兩方面均會對于我國未來宏觀經濟增長潛力產生影響。人口增長為 GDP 增長的必要條件之一，從我國總人口增速和我國GDP增速相對關系看，GDP 增長階段落后于人口增長階段。1978 年以前我國較高的人口增速水平，換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 GDP 增長率的快速提高；至2010年前后，我國人口增長率逐漸放緩，但 GDP 增長率仍保持較高水平，從而我國得以實現快速城鎮化、工業化，以及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養老金支付將面臨挑戰。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政府對于非勞動人口的社會保障支出將逐漸增加，包括養老金、醫療保險等，從而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可能導致財政赤字、公共債務增加等問題。我國對于養老保險體系的第一大支柱中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依賴度較強，在我國社保基金收入、支出結構中，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占比均較大。根據財政部，2021 年我國養老第一支柱——基本養老金缺口約7000 億元，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勞動力相對減少，我國基本養老金缺口將進一步擴大。根據2020年保險業協會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第三支柱研究報告》，至2025-2030年，我國養老金缺口預計上升至 8-10 萬億元。

積極看：一方面，老齡化導致勞動力減少，倒逼產業升級。人口老齡化改變勞動力供需關系，提升勞動力價格，未來企業員工費用占比將進一步提升，因此將促使企業更多地使用自動化設備產線、工業機器人，從而提高企業生產效率，另外將促進企業提高產品附加值，從而使得盈利能力較差的企業退出，從而可提高企業的資金利用效率。分行業看，老齡化將促進高端制造行業發展。老齡化導致人口紅利減退，我國產業結構向資本密集型轉向進程加速，因此相關行業在中長期維度內看最為受益，其中包括交通運輸、石油化工、機械制造、國防軍工、電力設備、電子通信等行業。我們認為，隨著我國資源稟賦優勢的進一步變化，未來我國資本密集型行業的出口份額有望進一步提升。另外，人口老齡化趨勢可催生相關行業的增量需求，以及促進相關行業的升級與轉型，因此較多行業（以消費行業為代表）可獲得新一輪發展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