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宏觀杠桿率有何表現？原因是什么？

2017年以來，我國宏 觀杠桿率增幅總體保持穩定，年均增長約4.8 個百分點，比2012—2016年平均增幅低8.6個 百分點。

一、疫情以來我國杠桿率增幅相對可控

全球主要經濟體宏觀杠桿率快速上升。 國際清算銀行（BIS）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 末全部報告國（43個經濟體）杠桿率比2019 年末高18.3個百分點，是2010年以來的最高 增幅。

全球債務總量創歷史新高，主權債務風 險突出。國際金融協會（IIF）最新數據顯 示，2021年全球債務總額達303萬億美元，創 歷史新高。部分發展中經濟體由于抗疫能力 有限、宏觀政策空間不足等因素，經濟恢復 相對滯后，債務風險上升。2021年末，發展 中經濟體平均杠桿率比2019年高24.8個百分 點，增幅超過發達經濟體9.3個百分點。在全 球抗疫能力分化、復蘇進程分化和宏觀政策 分化的背景下，2022年全球債務風險可能上 升，特別是部分發展中經濟體債務負擔和資 本外流壓力或將加劇，加速其主權債務風險 暴露，這可能是未來影響全球金融穩定和經 濟增長的主要風險來源之一。

與主要經濟體相比，我國杠桿率增幅 相對可控。BIS數據顯示，2021年末，美 國（280.8%）、日本（419.9%）、歐元區 （279.4%）杠桿率分別比2019年末上升25.7、 39.5和21.4個百分點。同期我國杠桿率為 272.5%，比2019年末上升16.5個百分點，增幅 比美國、日本、歐元區分別低9.2、23.0和4.9個 百分點。由此可見，疫情以來我國以相對較少 的新增債務支持了經濟較快恢復增長，宏觀杠 桿率增幅相對而言并不算高。

二、宏觀杠桿率增幅可控的原因分析

疫情防控取得明顯成效、國民經濟持 續恢復是宏觀杠桿率企穩的關鍵所在。名義 GDP是宏觀杠桿率計算的分母，其增長快慢對于杠桿率變化有重要影響。2020年疫情沖 擊下，我國經濟增長一度明顯放緩，導致宏 觀杠桿率出現階段性上升，前三季度杠桿率 增幅分別為14.1、7.4、4.1個百分點。隨著我 國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復工復產、率先實現 經濟正增長，經濟發展韌性不斷增強，杠桿 率水平企穩。2021年我國名義GDP同比增長 12.8%，比上年加快10.1個百分點，增速快 于全球主要經濟體，宏觀杠桿率明顯下降， 2020年第四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杠桿率分 別下降1.4、2.1、2.2、0.7和2.7個百分點，連 續五個季度下降。

宏觀政策以可控的債務增量穩住了經濟 基本盤。疫情發生后，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 靈活適度、精準導向，響應及時，2020年共 推出9萬多億元貨幣支持措施，引導金融體 系向實體經濟讓利1.5萬億元，實體部門獲得 感明顯增強。同時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 出臺規模性紓困措施對沖疫情影響。同時， 堅持實施正常的貨幣政策，不搞“大水漫 灌”，2020年5月后貨幣政策逐步轉向常態。 2021年以來保持了前瞻性、連續性、穩定 性，加大跨周期調節力度，繼續為經濟穩步 恢復保駕護航。得益于此，我國非金融部門 債務增長相對克制、可控，2021年總債務同 比增長9.7%，增速比上年末低2.7個百分點， 處于歷史較低水平，比2009—2019年總債務 增速平均值低約7.3個百分點。

總體來看，宏觀政策協調配合得當，形 成合力，穩住了經濟大盤。貨幣政策始終聚 焦服務實體經濟，保持貨幣信貸平穩增長； 持續推進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改革， 引導企業融資成本明顯下降；注重提高精準 性、直達性，分層次、有梯度地出臺金融支持 政策，發揮貨幣政策工具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 能；財政政策提質增效，更可持續。此外，近 年來金融風險攻堅戰遏制了脫實向虛、盲目擴 張的勢頭，金融改革穩步推進，金融服務增效 提質。這些措施共同提升了金融服務實體經濟 的效率，有助于疫情以來我國以相對較少的新 增債務支持經濟較快恢復增長。